苗洪:别拿历史文学影射现实生活

苗洪

苗洪:别拿历史文学影射现实生活
　　序言:纵观及评价中国时下的文学创作,有一个非常缺乏理性及客观的现象就是打着批判现实主义的旗帜,却在实际创作中以所谓的反思历史,反思人类精神处心积虑的以历史事件影射当代中国的现实的某些不良风气及局部现实问题。但是，这些作家却不知自己所忽略的一个常识概念就是，历史就是历史，无论你如何站在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去描绘历史去反映历史，但是，历史就是历史，毕竟历史不是现实。因此，我们在这里的混淆就是把历史等同现实。而出现种种类似问题的根源，却令人发指的是出自于中国个别写作生涯长达半个世纪的老一代作家身上。
　　并且，某作家最近授意南方某高校中文讲师炮制了一篇所谓，他的写作内心一直是辛酸类似的文章。为什么这些非常错误的东西在中国会有市场，无非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作家理论家都不重视学习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且，港台某些作者为了给这种错误倾向推波助澜，居然在近期还抛售了外国作家是如何在描述动荡时代与现实交汇的署名评论文章。
　　《一》我们从介绍中可以知道，张铁志先生是所谓台湾政治与文化评论家，活跃于两岸三地，曾任香港《号外》杂志主编、《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总主笔》，著作有《声音与愤怒》《时代正在改变》等多种。而在此之前，我们根本不知其何许人也。而国内某些媒体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在最近在书评中说，赫希曼总是不断在跨越边界，不论是地理上的边界，或者学术领域的疆界。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当他自己也可能面临逮捕时，他翻过比利牛斯山，在1940年12月来到纽约。1915年，赫希曼出生于柏林的犹太人家庭。16岁时，他加入社会民主党，想要抗衡正崛起的反人类分子。1933年，在他父亲葬礼后的第二天，为了担心纳粹的追捕，他前往法国攻读经济理论，接着又去伦敦政经学院就读于哈耶克门下。
　　在美国，他先在柏克莱大学担任研究员，开始写他的第一本书《国家权力和对外贸易的结构》（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这本书在我念政治学博士时仍在书单上）。几个月后，珍珠港事件爆发，他加入美国军队，先被派去阿尔及利亚，后来又担任德国战犯审判的翻译官。张铁志把他的前半生，宛如一个革命家与战斗者。《叛离、抗议与忠诚：一本经典思想著作的故事》是张铁志文章的主题。文章说，时代的变动刺激了一个经济学者写下了一本小书，从此改变了政治学与经济学这两门学科。
　　动荡的时代，可以激发出最深刻的创作，不论是文艺或思想。在五十年前那个最狂暴的六十年代后期，时代的变动刺激了一个经济学者写下了一本小书，从此改变了政治学与经济学这两门学科：《叛离、抗议与忠诚》。
　　《二》战争结束之际，他回到美国，参与了帮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1952年，在世界银行推荐下，他前往去了南美洲正在内战中的哥伦比亚担任经济顾问。他带着纸和笔，走遍整个国家。这是他第一次去南美洲，而此后他会一去再去。在张铁志先生文章里,他总是不断在跨越边界，不论是地理上的边界，或者学术领域的疆界。
　　四年后，他回到美国，在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之后，他来到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学院，从此就一直在这个古老的学校任教。赫希曼崛起的学术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凭借在拉丁美洲的经验和过人的洞见，他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以崭新的观点引起许多关注。在接下来的十年，又继续出版两本关于此领域的著作，是为他的“发展三部曲”。
　　在那个时期，拉丁美洲具有发展的前景，赫希曼尤其被视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但到了1960年代后期，世界出现剧烈的变化，刺激了他写出《叛离、抗议与忠诚》这本经典著作。
　　他写这本书时，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研究中心（Center of Behavioral Studies）担任访问学者，当时所长是知名政治学者Gabriel Almond。这一年，1968年，也是世界最动荡的一年：美国反战声浪升高、金恩博士和总统参选人罗勃肯尼迪被暗杀、街头冲突不断，而他出生和成长过的德国和法国也都出现巨大的学生革命浪潮，墨西哥军方则在街头屠杀藉由奥运时刻来抗议的学生。
　　走过世界的赫希曼当然不可能不关心这些事。他的传记中提到他当时的档案中充满各种时事的剪报，从黑豹党到日本与拉丁美洲的比较，都是他所关怀的。而他自己的女儿也都投入学生活动中。他也在那时正好读到关于当时消费者运动代表人物奈德（Ralph Nader）的访问文章，他严厉批评汽车公司，并且说“安静的一代”已经不会再沉默下去。赫希曼写信给他，说想更了解消费者如何采取行动响应那些影响市场的大型公司，奈德很热情地响应他。
　　这一切让赫希曼认识到，在上半世纪维系着公共生活的各种制度——政府、企业和大学等制度——正严重衰退，而公民、消费者、学生采取不同的回应策略，或者出走离开，或者抗议。（例如，在那个时代对反叛的学生来说，你可以走上街头占领学校去“抗议”，也可以去公社当嬉皮作为一种“离开”。）
　　他也发现不论经济学和政治学都不能完整处理这些问题：经济学把世界当作供需法则运作的市场，所以主要关心经济行动者的叛离；政治学主要关于公民和国家的关系，所以更关注抗议。他认为两者需要整合。
　　因此有了这本书：《叛离、抗议与忠诚》。
　　《三》书出版之后大受欢迎，因为其不只呼应了不满的新时代精神，对现实的分析带来新的视野，也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提出重要贡献。更不凡的是：这是一本字数不多的小书，且用日常生活的语汇去刻画人的行动的基本动力与机制，然后阐明他们是如何互动以创造出一个变动不安的现实（Adelman,2013）。
　　此外，这本书所反映的，也是他在这段期间越来越感觉到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工造成知识的狭隘性。他希望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科学”，让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和道德学可以融合。他认为正当现代社会挑战和危机不断出现时，社会科学的专业化却阻碍了学者的视野。他之所以选择在1974年去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社会科学院，除了因为不喜欢教书，还有就是可以和人类学者吉尔兹（Clifford Geertz）一起在这里中创造新的社会科学院，尝试知识整合。
　　时代真的是越来越坏。在拉丁美洲，巴西的军事威权主义在1968年后越来越强硬，智利选出了一个社会主义派的总统阿叶德似乎带来希望，但1973年却发生美国支持的暴力政变，新的独裁者皮诺切特上台。这太震撼了赫希曼。他访谈过阿叶德，将其视为拉丁美洲重要的改革者，现在不仅他死了，许多赫希曼的旧识被逮捕或消失。
　　这些变化冲击了他和整个学术界的乐观主义。
　　曾经，50年代和60年代初，学术界被现代化理论主导，相信经济发展会带来政治的现代化。但现在，学术界有一波新的思考。例如，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对现代化理论提出重大挑战，阿根廷学者欧当那（Guillermo O’Donnell）在1973年出版的《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分析拉丁美洲更是推动了一波典范转移。这两本着作都分析了经济发展如何和威权体制结合，而这赫希曼和这两人关系密切：他在哈佛和亨廷顿一起合开过课，他在耶鲁和欧当那，并在70年代诸多合作。
　　这让赫希曼在《叛离、抗议与忠诚》的政治经济学整合后，更想要深度探索“经济成长的政治后果”，并转换研究方法：回到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和代议民主开始时的政治与经济思想史寻找答案，尤其是对人性的思考。1977年他出版《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成为另一本经典。
　　《叛离、抗议与忠诚》不只是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连结，也可以说是早期赫希曼之前与之后作品间的关键链接：从早期对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研究，到此书开始整合政治学与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再到此后从思想史领域去探索政治、经济和人性本质。
　　《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说，赫希曼的研究改变了我们对于这些议题的了解：经济发展、社会制度、人类行为、认同与忠诚的本质等。
　　“我总是反对某些社会科学家的方法论……他们想从对五十年几个国家研究出的成果，演绎出对未来可能变化的结论……我总是更有兴趣打开可能性，去看看有什么可能发展，而不是从统计推论来预测实际上什么会发生……我对预测毫无兴趣。”
　　这些基本态度都是和主流社会科学——尤其当政治学被严重经济学殖民——大不相同的方法论。社会世界是复杂的，人性和人的行为动机也是复杂的，不应该被化约为几个变量，不应该只是追求简约和通则。他对于经济学所预设的自利人性，对于公共选择学派如奥尔森所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也都很不满。因为那都太简化。
　　用他的书名来说，他相信“利益”之外，人性也会追求“热情”：他在青春时曾冒着生命危险去抵抗不义、追求更高贵的目标，就是明证。他在描述他姐夫投入的反法西斯运动抵抗时说，他们努力寻找哲学的、政治的问题的答案，且在其中表现出的质疑与探索精神，推动着他们采取行动，在思想被压制的环境中寻求改变，在明显不公正的世界中奋起抗争。“他们证明了哈姆雷特是错的：质疑能够激发行动，而不会削弱行动。”这段文字似乎也正链接起他自己的“自我颠覆”与不断质疑精神和他的热情行动。
　　《五》在张铁志这篇文学评论当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如何将赫希曼塑造成为一个思想家：这个热情是在他在学术研究背后最大的动力。赫希曼的跨界不只是在地域，不只在学术领域，而是在知识与实践之间。主流的学术研究要求人们要客观、要专注于学术，不要介入现实政治，但赫希曼不同：他对现实的强烈热情，对理解与改变他所面对世界的强烈欲望，促使他去不断越界、去运用被不同学科断裂的知识，去穿梭于20世纪的当下现实到17世纪的思想史，然后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卓越的思想家。
　　实际上这个被张铁志美化为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的外国人，在身份概念上就是暗示他自己不仅是这么一个作家，并且希望全中国的作家都和他一样有所谓的“思考能力”。而中国作家目前的创作方针及整体形态，比起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的作家来说，不仅荒唐并且非常幼稚。他们甚至一厢情愿的认为，外国作家之所以能够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是因为他们写作的空间非常自由。而事实的如此吗？实际上中国作家也知道，在文学艺术中，祖国及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尊严是永远不能触犯的神圣领地。在所谓自由写作的国度里，每天都有触犯国家尊严的所谓作家被驱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