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智龙：越中十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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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智龙：越中十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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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智龙：越中十子研究
　　中文摘要
　　越中十子社是嘉靖时期重要的地域性文人社团，其成员有徐渭、沈炼、陈鹤、杨珂、朱公节、钱椴、诸大绶、萧勉、柳文、吕光升。十子社的前身为沈炼、陈鹤、柳文、朱公节、萧勉五人组成的息珂亭诗社，后发展为十子社。十子因意气相投而结社，在嘉靖二十三年至嘉靖二十五年期间，，常聚集绍兴城内吟游唱和。因十子成员之一徐渭在后世名气很大，近年来成为研究的热点。然而学界对徐渭所在的越中十子社关注程度不够。本文旨在将徐渭纳入到越中十子社，并对整个社团作较系统的研究，探讨十子在地域文化与阳明心学共同作用下的人格气质、生存状态以及精神世界，进而抽炼出他们诗歌创作观的趋同性，赏析十子多样化的诗歌风貌，探讨十子与唐顺派诗文理念的契合之处，揭示他们超越复古派诗文观的摸索过程。本文绪论部分主要概括论题越中十子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与研究思路及方法。第一章首先考论越中十子的结社时间及社团内部、外部的交游述略，梳理诗社的整体情况，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第二章论述十子的精神特质、生存选择与越中文化的关联性，揭示地域文化对一个诗社的影响；第三章主要论述十子的心学背景以及在心学影响下的文化、审美心态；第四章首先抽炼出十子诗歌创作理念的趋同性，指出他们主诗在“尚理崇儒”、“真情自然”、“师法对象多样，诗歌取径较宽”方面具有共通之处，其次主要赏析徐渭、沈炼、陈鹤、杨珂、朱公节五人多样化的诗歌风貌；最后一章先介绍十子与唐宋派主将唐顺之、茅坤的交往，进而探讨他们在探索诗文创作的路上相似的转变轨迹，指出他们在诗文创作理念上的契合，得出越中十子和唐宋派共同突破前后七子复古桎梏的结论。
　　关键词：越中十子复古阳明心学唐宋派
　　目录
　　中文摘要．绪论．
　　第一章越中十子结社、交游考论5
　　第一节越中十子结社时间考．7
　　第二节越中十子交游考．．9
　　第二章越中十子的精神特质、生存选择与越中文化．17
　　第一节诗社成员的精神特质与越中文化．．17
　　第二节十子的生存选择与越中文化21
　　第三章越中十子与阳明心学26
　　第一节十子的心学背景．26
　　第二节心学影响下的十子心态．29
　　第四章越中十子诗歌创作风貌．35
　　第一节十子诗歌创作的趋同性．35
　　第二节十子多样化的诗歌创作风貌39
　　第五章越中十子与唐宋派55
　　第一节陈鹤、沈炼、徐渭与唐宋派的交往55
　　第二节诗文创作观的契合及对复古思潮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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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论题的研究意义
　　有明一代，文人结社风潮极盛。据郭绍虞《明代文人结社年表》、《明代的文人集团》二文考证出明代的文人结社有176家之多。然而明代文人社团的数量远非如此。何宗美在其著作《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搜罗整理出明代文人结社总数在三百例以上，其新著《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经过细致的考证、梳理，得出明人结社总数(包含元末)至680余例，可谓蔚为可观。庞大的结社数量背后，隐藏着解读明代文学的重要钥匙。“明代文人结社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构成了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化奇观。纵观明代文学史、思想史乃至政治史，可谓无不受到文人结社风气的影响。"明代文人结社的源头可追溯到元末至正年间，以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为正式起点。从永乐至天顺，文人结社和台阁体文学互相促进。至成化朝始，明代的文学呈现出独立发展的面貌。到了嘉靖一朝，文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嘉靖时期文人群体化、集团化进入日渐迅猛的发展阶段，特别是讲学群体的兴起和讲学活动的活跃在明代达到了最高峰，这一点即使万历以后的晚明时期也不能与之相比。”文人结社至隆庆、万历时期达到了顶峰。
　　本文研究的“越中十子"社是嘉靖年间在越中绍兴地区出现的一个文人诗社。诗社的成员有徐渭、沈炼、陈鹤、杨珂、朱公节、钱梗、诸大绶、萧勉、柳文、吕光升。据《嘉庆山阴县志》卷一四《人民志·乡贤二·徐渭传》记载：“当嘉靖时，王、李倡七子社，谢榛以布衣被摈，渭愤其以轩冕压韦布，誓不入二人党。尝与萧柱山勉、陈海樵鹤、杨秘图珂、朱东武公节、沈青霞炼、钱梗、柳少明文及诸龙泉、吕对明，称‘越中十子”’。《嘉庆绍兴府志》也有类似的记载。十子中，杨珂为余姚人，吕光升为新昌人，沈炼为会稽人，其余为山阴人。十子皆为当时越中地区的青年才俊，最有名的当属享誉后世的徐渭。十子中有山人、诸生、当朝进士，虽然身份各异，但十子意气相投，常聚绍兴城内恣游山水，饮酒赋诗，一时闻名于越中。
　　越中十子是嘉靖前期重要的文人社团，虽没有共同的文学主张，也没有形成诗派，但作为志趣相投的越中才俊，他们在诗文创作上无疑有趋同性，通过研究他们的诗文可抽炼出这一诗社共同的文学旨趣——在嘉靖朝的文学思潮中，越中十子与唐宋派的诗文观不谋而合，对持续近百年的复古潮流起着一种突破的作用，尤其是十子之一的徐渭，对晚明文学思潮有着先导之功。
　　越中在明清时期，大致指绍兴路或绍兴府，统领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等八个郡邑。独特的越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生成。明代文人的结社往往和地缘有较大关联，十子的身上深藏着越中地域文化的烙印。明中叶以来，江浙地区经济文化日趋繁荣，越中地区文人的生存方式也随之发生转变。参加科举，考取功名固然是文人的首要选择，但若科举之路走不通，亦可选择干谒或入幕的门径来实现人生理想；或者干脆不事科举，以山人自居，过放浪形骸的隐士生活，也不失为一种人生选择。从越中十子的各种身份便可大致看出明中叶江浙地区文人生存方式选择的多样性。当然，这种多样性的选择也牵涉到了明中叶文人精神世界的矛盾与纠结，以此作现象学研究或可反观古今文人精神的相通性。
　　阳明心学在嘉靖朝开始风行，讲学活动大盛，文人的结社与心学的传播有很大关联。越中十子深受以王畿、季本为代表的浙中王门学派的影响，在心学禅理方面皆有一定的造诣。心学对越中十子的思想及人格塑造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从十子的为人处世和诗文创作中可略窥一二。
　　越中十子与唐宋派的关系也值得关注。十子的主要成员如陈鹤、沈炼、徐渭和唐顺之、茅坤皆有密切来往，双方在接受阳明心学之后，诗文观逐渐趋同，他们在各自的诗文创作实践领域积极摸索，走出了一条突破复古桎梏的道路。通过研究越中十子社，可窥见明中叶文人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生命体验；并且亦可管中窥豹，以此探讨明中叶的文学、心学思潮和文人社团的关联性，笔者借此为明代的地域文学文化研究添砖加瓦。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本课题越中十子是明代文人结社的个案研究。关于越中十子社，因越中十子的代表徐渭在后世名气很大，后世对他的研究侧重点和角度众多，数量可观。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对徐渭评价颇高，评点并鼓动出版徐渭的诗文集。万历中后期，《徐文长三集》和《徐文长文集》就开始流传。明清时期主要关注徐渭的绘画和书法成就。民国时期，徐渭的小品文得到当时不少小品文大家的青睐。建国后至文革结束，徐渭的绘画和杂剧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何乐之的《徐渭》侧重点在徐渭的绘画；许仑的《徐文长》是较为系统地研究徐渭的生平传记。新时期以来，对徐渭的研究逐渐升温，研究领域较为拓深，开始注重徐渭独特的精神世界、人格、思想以及畸狂人生，在诗文书画戏曲方面及徐渭的美学思想和精神世界方面展开了全面的研究。这一时期的专著和论文可谓多如牛毛。代表性的专著有骆玉明、贺圣遂《徐文长评传》、周群、谢建华《徐渭评传》、王长安《徐渭三辨》、梁一成《徐渭的文学与艺术》等；代表性的论文有谢谦《游于艺：徐渭的艺术精神》、贺圣遂《徐渭文学的个性精神》、付琼《试论徐渭诗歌的抒情方式》、徐朔方《论徐渭》、李利军《徐渭诗文研究》等。
　　目前对徐渭个人的研究已经很充分，但对徐渭所在的越中十子社的关注程度不多。徐渭本人与越中十子社的关联，以及徐渭毕生由此所受到的影响，都是值得关注的现象。本课题把徐渭纳入到越中十子社来研究，徐渭虽是研究的一个重点，但本文着重于把越中十子社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
　　研究徐渭的传记、专著和论文大都会提及越中十子，如何宗美的《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迸》提到了越中十子社的成员和结社时间，认为越中十子社是嘉靖前期重要的文人社团。周群《徐渭评传》对越中十子的每个成员的生平事略作了简要的叙述，并提到了越中十子成员对徐渭在人格、文艺方面的影响；张德建的《明代山人文学研究》附录中对山人陈鹤文集的版本作了简介。其他有关徐渭的传记中如徐蝓《徐文长》、江兴祜《畸人怪才——徐渭传》也提到了越中十子的结社情况。笔者目前所搜集的资料中，专门论述越中十子的学位论文还不曾见，港台学界也有不少拿徐渭作研究的论文，但对徐渭所在的越中十子社还缺乏关注。目前在大陆发表的有些学位论文提到了越中十子的结社现象。如金玉的硕士学位论文《明代绍兴作家研究》提到了越中十子社，分章节对沈炼和陈鹤的生平及诗文进行了论述，但较为笼统，没有深入地抽炼出他们的诗文创作观。倒是能零散见到几篇研究越中十子成员的期刊论文。如余德余《绍兴的文人结社》一文梳理了绍兴地区由宋至民国时期的文人社团，其中提到了嘉靖时期的越中十子社，对社中成员的生平事略作了简要的介绍。孙良同、石如《沈炼诗歌中的“剑”意象》，发表于2009年七月《时代文学》(下半月)，赏析了沈炼诗歌中“剑"的意象，概括了其“剑"的意象包含“报国吟”、“侠客行”、“伤歌行”三方面的内容，并指出诗人运用这一意象与沈炼本人的刚直性格及越中文化的关联性。汪沛于2008年发表在《浙江学刊》第三期上的《离情与戏谑一一徐渭情感世界里的山人》对越中十子成员陈鹤和杨珂作为明代的典型山人进行了分析。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由上所述，目前学界对徐渭所在的越中十子社关注程度不够，该课题尝试把越中十子作为一个整体，置于明嘉靖朝文人结社风潮、以及文学思潮和心学思潮交相共振的背景下进行分析，采取考、论结合的方法，力求“回归"到明中叶的历史时空中，作沉潜式考察，以迫近研究对象，既将越中十子纳入到宏大的时空语境中来论述，又注重细节，微观史学的和宏观视野相结合，以自身的审美体验融入到研究对象中，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文化和审美的关照。以此探讨明代中叶文人的生存状况、精神世界以及生命体验，对“越中十子”做一个较系统的研究。
　　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尝试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章对越中十子的生平事略和交游进行考论，考证诗社成立的时间和社中若干人的生卒年；第二章围绕十子的生存状况，分析其地域文化属性及生存的方式；第三章探讨十子和阳明心学的关联，揭示他们的心学历程及思想世界；第四章赏析越中十子的诗歌创作风貌，围绕十子诗歌创作的趋同性、多样性，尝试抽炼出诗社的诗文创作观，并探讨十子的精神世界、生命体验；最后一章论述越中十子和唐宋派的文学交往，重点论述两者文学观的契合以及对复古思潮的共同突破。
　　本文的创新之处一是微观宏观结合的研究视角、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通过研究一个社团来管窥明中叶文学的流动演变，由史料的考据通向文学、情感的考据：其二是将徐渭纳入到越中十子社这个整体进行研究，重新挖掘被前人忽略的越中十子社在明中叶文学史上的价值，进而探讨一个诗社与地域文化、哲学思潮的关联，再通过越中十子与唐宋派的横向比较研究，探讨诗社成员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演变轨迹。
　　第一章越中十子结社、交游考论
　　第一章越中十子结社、交游考论嘉靖时期，文人群体化和集团化趋势日趋显著，受阳明心学的影响，讲学活动兴起于全国各地。越中地处东南沿海，文化昌隆，文人们自然不甘落后，同气相投，结成社团，兴诗酒唱和之乐，畅游山水于越中。越中十子社是嘉靖前期出现在越中的一个文人社团。据《嘉庆山阴县志》卷一四《人民志·乡贤二·徐渭传》记载：“当嘉靖时，王、李倡七子社，谢榛以布衣被摈，渭愤其以轩冕压韦布，誓不入二人党。尝与萧柱山勉、陈海樵鹤、杨秘图珂、朱东武公节、沈青霞炼、钱八山梗、柳少明文及诸龙泉、吕对明，称‘越中十子”’。《嘉庆绍兴府志》卷六十九《徐渭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渭与萧柱山勉、陈海樵鹤、杨秘图珂、朱东武公节、沈青霞炼、钱八山梗、柳少明文及诸龙泉、吕对明，称‘越中十子’’’。
　　诗社的成员有徐渭、沈炼、陈鹤、杨珂、朱公节、钱梗、诸大绶、萧勉、柳文、吕光升。其中，沈炼乃会稽人，杨珂为余姚籍，吕光升是新昌人，其余皆为山阴人。徐渭(1521一1593)，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别号天池道人、天池山人、青藤道人、田水月等，山阴人。少有文名，为人豪宕不羁。长师浙中王门传人季本。八次乡试不中，后入胡宗宪幕参加抗倭斗争。胡宗宪下狱后，徐渭突发狂疾，数次自杀未遂，因杀妻入狱七年，后经友人诸大绶和张天复、张元忭父子营救而出。出狱后，纵游吴越，北上宣府，授馆京师，结识名将李如松。晚年家贫，靠作书画求生计。晚年作《畸谱》，卒于万历二十一年，《明史》有传。
　　沈炼(1507_1557)，字纯甫，又字子刚，号青霞，会稽人。有《青霞集》、《鸣剑集》，《明史》有传。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知溧阳，因忤逆御史调任荏平。嘉靖二十三年(1544)丁忧回乡，参与十子结社。嘉靖二十六年受陆炳赏识入京为锦衣卫经历。沈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虽然为下级官吏，却好谈国事。嘉靖三十年，因抗疏权臣严嵩被贬，谪田塞外保安六年。后遭诬陷，遇害宣府。平反后谥为忠愍。陈鹤(1504--1560)，字鸣野，一字九皋，号海樵山人，山阴人，有《海樵先生全集》，嘉靖举人。陈鹤少时即好古博览，常买奇帙名帖，昼夜诵览。十七岁因袭军职，官百户。后因厌恶作官便辞去，从此着山人服，优游山水，放浪形骸。陈鹤多才多艺，于古诗文、骚赋词曲、书法绘画、戏曲小说，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在越中声名最著。晚年客居金陵四年，终卒于此。
　　第一章越中十子结社、交游考论
　　杨珂(1502．1572)，字汝鸣，号秘图山人，余姚人。为诸生，正德十六年(1521)侍王阳明讲学于余姚龙泉寺中，后因无法忍受当时的虐士现象，遂拂袖隐居秘图山。杨珂擅长书法，与徐文长齐名，并称“杨徐"。朱公节(1503——1564)，字允中，号东武山人，山阴人，有《东武山人集》。嘉靖十年(1531)举人，后参加会试屡次不第，遂在家乡招徒讲学。嘉靖三十二年经谒选任彭泽令，后出任泰州知州。致仕归里，讲学稽山以终。朱公节为人孝友，其诗骨气清真，有古逸民之风。卒后，社友柳文为其作《明故奉直大夫知泰州东武先生朱公行状》。有二子：朱应、朱赓。朱赓，字少卿，号金庭，隆庆二年(1568)进士，为山人陈鹤女婿，“取陈氏，即山人女也”，官至吏部尚书。钱梗，生卒年不详，字世材，号立斋，又号八山，别号云藏公。山阴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后弃官归里，在秦望山半岩修道，构八角亭，独栖亭中八年。钱梗曾授业于阳明，后拜入王学传人季本门下，与徐渭亦师亦友，其思想出入于佛道之间。
　　诸大绶(1523—1573)，字端甫，号龙泉，别号南明，山阴人，有《诸文懿公集》。嘉靖三十五年(1556)状元，授翰林编修，官至吏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大绶状貌修伟，而岂弟坦夷，好推毂士类”。谥文懿。《明史》无传，《国朝献徵录》卷二十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三十二有传。
　　萧勉，生卒年不详。字女行，号柱山，山阴人。萧鸣风之子，国子监生，与其父合著《萧氏家集》。其父萧鸣凤是徐渭的姑表姐夫。萧勉与陈鹤、沈炼皆为知交，与徐渭亦关系亲密。徐渭在《萧氏家集序》中称萧勉：“顾其人有奇干可经世，议论英特，往往一座尽倾’’。萧勉著述颇丰，“惜皆毁于火，所存者仅什之一二"。柳文(1514_1574)，字彬仲，又字学博，号少明，山阴人，以诗文见称。为诸。万历元年(1573)，沈口撰‘秘图山人手书诗序》：“珂养高不仕者七十年”，据此可推断其生年为弘治十五年至隆庆六年(1502-1572)，转引徐蛤‘徐文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第20页。又黄尚质诗有“自从解绶入秋云，何处看山不共君。十载论心成往事，一时垂泪惜斯文”句，据‘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四‘人物志·文苑·黄尚质》：“隆庆元年(1567)致仕归”、黄宗羲《南雷文定全集》卷十‘苏醒泉府君传》：“(黄尚质)万历丁丑(1577)元旦卒，卒年七十四”。“十年”是个概数，秘图卒于1572年之推断亦可信。圆据柳文认为诸景春(字应期，号龙泉，山阴诸生，诸大绶从弟)才是越中十子成员。又盛鸿郎‘徐文长年谱》：“据‘朱东武诗集》称，越中十子成员为诸景春，字应期，号龙泉山阴人，文懿公(诸大绶)从弟”，查，上图藏。三年的古制，沈炼当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回乡丁忧，那么嘉靖二十一年他仍在外做官，没有回到越中；此外，古典诗歌中如“十年”，“二十”等字样并非都是确数，而是古人为诗歌音律缘故凑齐为整数而已。所以根据“十年赤县频为吏”这一句推断结社时间似不够准确。
　　作为“越中十子’’重要成员的徐渭生于正德十六年(1521)，直到嘉靖十九年(1540)，才考中秀才，“庚子，渭进山阴学诸生，得应乡科”，那年他20岁。次年徐渭聘得阳江主簿潘氏女，六月在广东阳江成亲。初冬返回绍兴。嘉靖二十一年他又于夏天赶往阳江，冬天复归，准备明年癸卯年(1543)的乡试。回到绍兴后，徐渭一面准备应举，一面开始结交绍兴的文人才子。徐渭在晚年所撰《畸谱·师类》中记载：“钱翁梗，解嘉靖四年乙酋，五年丙戌成进士。与之处，似嘉靖癸卯，余年二十三四间。’’钱椒官至刑部郎中，后弃官回乡，修道秦望山中。据《同治深州风土记·名宦》：钱根，山阴人，嘉靖二十二年由刑部郎坐迁来任，始建名宦乡贤祠。钱椴为嘉靖五年(1526)进士，登第后便到福建晋江做官，而后调入刑部，可见直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钱梗仍在外作官，他弃官回乡最晚不早于嘉靖癸卯年(1543)。徐渭正当二十三岁，《畸谱》提到“与之处，似嘉靖癸卯”的回忆大致相吻合。而这一年沈炼仍在外做官，次年才丁忧回乡，十子全部在一起的时问当始于嘉靖二十三年。再看其他诸子。陈鹤自弃官着山人服后，《海樵先生全集序》说他“葛巾墅服，筑室飞柬山麓，闭户伏枕，手不释卷，足不下床者，七年斯尔，可谓苦心而极力矣。”除了中年以后曾有一段时间旅食吴越、新安、武林等地，以及晚年客居金陵四年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故乡山阴度过，“盖家居如是者三十年以为常”。诸大绶与徐渭是同窗，《哀诸尚书辞》写到“庚子识公，垂三十祀，岂无他德，念此独恃”。可见两人初识于嘉靖庚子(1540)。又据《国朝献征录》辑张元汴《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礼部尚书山阴诸公大绶行状》：“又明年癸卯(1543)，领乡荐”，然而“自甲辰(1544)历癸丑(1553)，凡四上春官，辄不第归。归则杜朗，茹涵今古，益以淹贯。”可知这些年大绶一直居乡苦读以应举。
　　朱公节乃嘉靖十年(1531)举人，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才出越中知彭泽县令。山人杨珂过着飘踪不定的生活，不过主要旅食于吴越等地。柳文科举屡试不中，“如是者自嘉靖戊子(1528)至乙丑(1565)，而竟以贡入训高邮。’’吕光升为诸生，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岁贡为长沙府通判。可见陈鹤、诸大绶、朱公节、柳文、吕光升等人活动范围主要在越中地区，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聚在一起诗酒唱和。沈炼於嘉靖二十三年丁忧回乡，参与了结社。至此可推论出越中十子结社的时间当始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徐渭是以后辈的身份参与结社的，而钱梗作为年长者入社。诗社成员全部在一起的时间当从嘉靖二十三年(1544)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这短短的四年时间。
　　第二节越中十子交游考
　　一、诗社内部成员交游
　　1．早期
　　越中十子社的前身可推溯至嘉靖初由朱公节、陈鹤、沈炼等人成立的息柯亭诗社。诗社活动的时间大致在嘉靖十年至嘉靖十六年这一期间。朱公节在家乡聚徒讲学时，便与陈鹤、沈炼、萧勉、柳文结社于越中山阴息柯亭，吟游唱和。嘉靖四十三年(1564)朱公节去世后，柳文亲自为社友作《明故奉直大夫知泰州东武先生朱公行状》，回忆他们年轻时结社的情景：而所相与群居，修行业者，则有陈山入鹪呜野，萧承务勉汝行，沈参军炼纯甫，文亦从其后，结诗社于息柯亭中，赋诗吟咏，作为文章，既希踪古人议所从，复抵掌谈当世事，究其所底，将乘风翱翔，锵然有千仞之思焉。作为当时越中的青年才俊，五人的年纪大都相近，大都弱冠时即相识，如沈炼回忆与陈鹤的交游云：“余与海樵君结发交游垂二十载，每日月过从，谈文说剑，则坐为达曙。’’诗社成员之间情谊深厚，不仅好为文艺，又皆有心系天下之志。息柯亭和陈鹤的鸣野山房成了诗社成员经常活动的场所，后来陈鹤在息柯亭畔构筑新居，社友朱东武赋诗两首《陈海樵息柯亭》、《陈海樵曲池山》为贺，徐渭也写了五古《海樵山人新构二首》。当此之际，越中余姚一诸生杨珂少有才名，据《万历绍兴府志》载：“杨珂，字汝鸣，余姚人。始为诸生，每试辄高等，已而从王文成学”，杨珂以书法名闻郡中。陈鹤追忆“余昔弱冠，与姚江邵霖野、杨秘图、诸少白诸君迸"，，可见陈鹤、杨珂两人年轻时便已相交。绍兴府南邑新昌也有一诸生吕光升，《新昌县志》说他“诗词翰墨，号称两绝”。余姚、新昌同为绍兴府辖区，与山阴、会稽二邑相距不远，杨珂、吕光升逐渐与沈炼、朱东武相识，不久加入到息柯亭诗社的唱和中。山阴才子诸大绶亦入社，这样，陈鹤、沈炼、朱公节、诸大绶、吕光升、杨珂、萧勉、柳文等八人在越中就有“八子”之称了。
　　作为名称一时的越中青年才俊，八子徜徉于秀丽多姿的越中山水间，度过了一段畅游山水、喝酒吟诗的漫游时光。朱公节《东武山人集》记下了八子在一起游玩时的七言联句《甲午元夕，萧柱山、陈海樵、杨秘图、朱东武、沈青霞、诸龙泉、柳少明、吕对明八子剧饮于鸣野山房，乘醉登塔(东有魁星阁)观灯，复下山房饮而达曙，以金石丝竹八字分拈联句成律》：新春雅蘸集冠裳(柱山)，卜书仍兼卜夜长(对明)。宝塔登临乘酒兴(秘图)，魁星灿烂接灯光(东武)。楼台尽觉如平地(青霞)，身世浑疑入太仓(海樵)。啼月鸡声将漏断(龙泉)，飞鸟忽已上扶桑。(少明)。
　　甲午乃嘉靖十三年(1534)，时光回到了那年的春节，八子齐聚山房，开怀畅饮，而后乘醉登塔观灯，各为联句，直到“啼月鸡声将漏断，飞鸟忽已上扶桑，”通宵狂欢，不亦乐乎。陈鹤世袭百户，早在嘉靖四年(1525)便获得举人头衔，朱东武、沈青霞同为嘉靖十年(1531)辛卯举人，其他诸子各有才名，远大的志向、新年的喜庆以及社友间的酬唱使得他们意气风发，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憧憬。嘉靖十七年(1538)，沈炼中了进士，与友人相别，到外地溧阳做官去了。在沈炼宦游期间，朱公节写了两首诗《赠沈青霞年兄溧阳入觐》、《宝刀篇赠青霞之荏平》赠予社友，而他由于会试屡次不第，只好继续留在家乡山阴讲学。山人陈鹤弃官着山人服，长居鸣野山房，过着放浪形骸的半隐居生活。留居越中的社友亦时有唱和。秘图山人杨珂远游四方，萍踪不定，而吕光升、萧勉、柳文、诸大绶则沉心于科举。
　　2．中期
　　17岁时徐渭初试童子试，败北，到嘉靖十九年(1540)时再试，依然未中。无奈徐文长作《上提学副使张公书》恳求复试，才总算成了秀才，庚子年(1540)获得乡试资格，初次秋闱落第。陈鹤当时在越中名气很大，徐渭早有所闻，“居数年，始得会山人于甥萧家”，“甥萧’’即越中十子之一萧勉。徐渭与萧家有亲戚关系，“及长而从女行君游”，可见徐渭、萧勉早年便有了交情。沈炼早就听闻“后生”徐渭的才名，及两人相见后，沈炼对徐渭非常欣赏，称“自某某以后若干年矣，不见有此人。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嘉靖二十二年(1543)，钱梗从刑部主事弃官回到乡里，在秦望山修道，徐渭开始了同钱梗的来往，虽然两人年龄差距较大，但一直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徐渭晚年所著《畸谱》把钱椴归入“师类”、“纪知”二条目，足见两人之间亲密的情谊。
　　嘉靖二十三年(1544)，在荏平当县令的沈炼丁忧回到故乡越中。此时，已成弱冠之年的徐渭与钱椴加入到社中，越中十子社正式成立。相对于嘉靖年间其他的诗社，越中十子社没有严格的社规，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长和固定的结社地点，整体而言是个松散的社团，然而十子皆是意气相投之辈，他们在绍兴城内或纵谈时事，或游山玩水，赋诗唱和。十子活动的地点主要在陈鹤的鸣野山房。有时也到城外的禹庙，或者各家轮流做东。
　　沈炼丁忧回乡的几年，暂抛宦游，得以有充裕时间与社友相聚。一日，沈炼、徐渭几人畅游于绍兴城镜湖畔，看到一女艺人骑马杂耍，不禁诗兴大发，遂分别作诗咏美人走马。沈炼即兴赋诗一首《六桥堤上看美人走马》。徐渭随即和诗《桃花堤上看美人走马》(和青霞君)、《西北三首》。柳文搬迁新居，朱公节作《柳少明新居》，陈鹤《柳少明迁居》，沈炼《赠柳文学新居》，纷纷庆贺社友的乔迁之喜。钱椴弃官回乡后，决心在故乡终老此生，遂用柏梁构筑柏堂，徐文长随朱公节、陈鹤拜访钱梗，徐渭作《至日钱郎中世材先辈柏堂成，同陈鸣野朱允中二丈燕集》。越中十子的雅集地点常选择在善养菊花的滕仲敬家。滕仲敬，名谦，字仲敬，号桐阳，山阴人，生卒年不详。早年为诸生。山阴滕仲敬善种菊花，也喜结交越中才俊，十子当然不会放过到滕氏家赏花喝酒的机会。陈鹤在《百花主人传》记载诗友赏菊盛事，其中写道：主人常具席邀词友萧柱山、朱东武、陈海樵、杨秘图、柳少明、徐天池六子过看花，时秋暮菊绽，黄紫累累明日各为文记主人。天池有《(菊花牡丹诸赋》，少明有Ⅸ生香不断序》，柱山东武有诗歌。这次聚会，当时著名的文士“吴长洲、文太史、邑大夫刘司马、汪谏议闻而皆寄诗嘉其事"，足见此次雅集备受关注。
　　查《东武山人诗集》卷二，朱东武留下了《秋日携樽同萧柱山、陈海樵、杨秘图、柳少明、徐天池过桐阳主人宅观菊(柱山名勉字汝行，海樵名鹤字鸣野，秘图名珂字汝鸣，少明名文字学博，天池名渭字文畏，桐阳滕仲敬号也)》、卷五《生香不断诗为滕仲敬赋(仲敬名谦)》，这与《百花主人传》所说的“东武有诗歌”相对应。陈鹤当时也即兴作七古《菊花歌赠滕桐阳》，有“九月十五月初满，携壶遍拉看花伴”之句，可见在秋夜月圆之际，六子雅集赏花，自然免不了一番诗酒唱和。徐渭作《牡丹赋》、《菊赋》、《荷赋》⑥歌咏此事。陈鹤后来又作《写百花图歌赠滕桐阳》、《题滕桐阳生香不断册》等诗反复吟唱。从六人的行止来看，这次雅集似应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秋季。徐渭去年(1542)冬天已从广东阳江赶回绍兴准备乡试，在应考之余，他有足够的时间与社友聚会，而沈炼仍在外做官，次年(1544)才丁忧回乡，是以此次雅集不见沈青霞的身影。
　　越中十子整体在一起的时间从嘉靖二十三年(1544)算起，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沈炼服除补河南清丰令，不过短短几年。但诗社成员意气相投，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此后社友或做官，或修道，或远游，或应举子业，大都散落天涯，但他们通过诗书往来的方式仍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嘉靖三十年(1551)，沈炼上书弹劾严嵩，被廷杖谪田塞外保安州，由朝廷命官沦为布衣。越中十子成员闻知后，纷纷寄诗慰藉老友。徐文长愤慨写下《保安州》(寄青霞沈君)，为沈炼抱不平；朱东武《寄怀沈青霞》(因忤逆权贵谪佃保安)，感叹“极目黄云双泪下，不知何处觅君怀?”；陈鹤《闻沈纯甫言事见窜口外》(今保安州)表达了“万里荒城无可语，只堪流涕洒穷阴”的怜惜之情；吕光升亦有赠诗寄送沈炼。沈炼谪保安州期间，曾寄《答陈鸣野社友》、《答朱允中》于陈鹤、朱东武。萧勉与沈炼素来相合，二人仍保持书信往来，《青霞集》卷十一有《寄萧柱山书》，与萧勉讨论御倭之策。
　　3．晚期
　　朱东武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谒选彭泽令，离乡赴彭泽任官，三十六年(1557)擢知泰州，丁未(1559)春弃官回乡，与社中旧友柳文、徐渭咏觞吟唱。尚流寓外地的陈鹤作诗《寄朱东武太守》：闻君还旧里，我尚滞殊方。宦况有消歇，客踪无定藏。云山驴背逸，尘路马蹄忙。好整当年社，行将返故乡。嘉靖三十二年(1553)左右，东南沿海倭患猖獗，大批倭寇肆虐于江浙地区，陈鹤离乡避乱，奔走旅食于武林、新安、吴中等地，嘉靖三十六年(1557)入金陵，在金陵寓居长达四年之久。朱东武丁未辞官“还旧里”，可推测此诗作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此时陈鹤身在金陵，年迈体衰，倍加思念故乡越中，渴望与社友重聚。朱东武回乡后聚徒讲学，优游卒岁，他曾“扁其室焉为悠然居，同社徐天池赠联句：山阴社后还修禊，彭泽归来仅买园”。⑧徐渭亦命途多舛，继仲兄徐潞、伯兄徐淮殁后，嘉靖二十六年(1546)其妻潘氏去世，其本人参加乡试屡次败北，生活亦时蹇拙。直到三十六年(1557)，徐渭入胡宗宪幕，参与抗倭斗争，待遇才稍有好转。然而好景不长，嘉靖四十一年胡宗宪被逮捕至京，幕府解散，徐渭陷入精神困顿之中，突发狂疾，多次自杀为遂，误杀继室张氏，下狱论死。后多亏好友诸大绶、张天复、张元忭等人的大力营救，徐渭得免死刑，坐牢七年后保释出狱。徐渭在狱期间，社友杨珂、吕光升多次到狱中探望徐渭，柳文当时在外任官，无法抽身，亦表达了关切之情。
　　徐渭出狱后，已是万历时代，越中社友大多故去。沈炼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被害宣府；萧勉由诸生入太学，亦在嘉靖三十四年至嘉靖三十六年左右逝世；陈鹤晚年入金陵长达四岁，嘉靖三十九年(1560)终老于此。徐渭写下《哀四子诗》(陈徵君海樵，两萧太学柱山、盘峰，沈参军青霞)。朱公节作七绝《梦海樵十二首》十二首哀悼之，“梦里逢君昧死生，唏嘘相对泪如倾。”(其一)、“万里孤魂归未得，更无人上息柯亭”(其十--)，表达了故人已逝，知音难觅的伤痛。柳文于万历二年(1574)到江西都昌上任三天后即死于任所，作为老友徐渭深情写下《都昌柳公墓志铭》。钱梗自回乡修道后，在秦望山上构八角亭独居八年，后在山中仙逝。徐渭作《哀词三首》(其二钱刑部公根八山)悼之。徐渭卒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
　　二、与心学人物的交游
　　越中十子处于阳明心学广为传播的时期，王学在越中尤为盛行，十子深受心学影响，他们和心学人物的来往也非常密切，主要有季本、王畿、钱德洪等人。正德十六年至嘉靖六年，王阳明归越讲学期间，十子中钱椒、杨珂、沈炼三人受学于王阳明门下，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对他们今后的思想人格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外，浙中王门学派传人季本、王畿与十子关系密切。
　　季本(1485．1563)字明德，号彭山，会稽人。从王守仁学。正德十二年(1517)登进士第。授建宁府推官，征为御史，以言事谪揭阳主簿，嘉靖十九年(1540)由长沙知府解职还乡，寓禹迹寺讲学二十余年。徐渭和钱梗曾师事季本门下，在思想上徐渭受知于季本最深。有《季彭山先生文集》。
　　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学者称龙溪先生。山阴人。师事王守仁。为浙中王门创始人。与徐渭有亲戚关系，徐渭代作的《题徐大夫迁墓》结尾题“表侄龙溪居士王畿”，可见王畿为徐之表兄。徐渭尊称王畿为“龙溪老师”。有《龙溪先生全集》。
　　钱德洪(1496．1574)，本名宽，字德洪，号绪山，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余姚人。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归越，省亲余姚，钱德洪率亲友门生迎请于余姚中天阁，拜王阳明为师，与王畿同为王阳明两大弟子，成为王学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徐渭集》中有诗作《送钱君绪山》、《行经玉山吊孙烈妇》(钱绪山公命作)。
　　三、与唐宋派的交往
　　越中十子主要成员如陈鹤、沈炼、徐渭和唐宋派主将唐顺之、茅坤、王慎中等人也有着密切的来往。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江苏武进人，是明代唐宋派的主将，又是著名的心学学者，有《唐荆川先生文集》。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嘉靖十一年在京结识王畿，在王畿的指引下，走上了研习心学的道路。嘉靖十四年因忤逆权臣张璁致仕归乡。嘉靖十八年(1539)复官。时隔一年又被罢官，从此在武进度过了近二十年的闲居读书时光，直到嘉靖三十七年(1558)再度出山，参与抗倭。陈鹤、沈炼曾在荆川家居期间上门拜访，与他探讨心学、武艺等话题。徐渭在抗倭期间曾和唐顺之有过密切来往。
　　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人。嘉靖十七年进士，与沈炼为同年。曾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有《茅坤集》。茅坤与唐顺之推崇唐宋古文，反对前七子“文必秦汉”的观点。沈炼和茅坤情谊深厚，两人常有诗文书信来往。徐渭在胡宗宪幕中结识茅坤，两人亦有交情。王慎中(150卜1559)字道思，号遵岩居士，福建晋江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有《遵岩集》。嘉靖十四至十五年王慎中在南京任户部主事期间与王畿常探讨心学，受其启发，王慎中由“文宗秦汉”转向“文宗欧、曾”，他的这一转变对唐顺之影响很大。徐渭晚年所著《畸谱》把王慎中列为“纪知’’。陈鹤有诗作《寄王遵岩大参》：“昔日逢君江口驿，悠悠岁月至于斯。霜林挂冕心初遂，时事关愁鬓又知。藻誉已知风渐远，闲身惟与鹿相宜。望穷闽越悬沧海，白社青山未可期’’。可见陈鹤与王慎中有过来往，并且交情不浅。
　　有关越中十子与唐宋派的交游，将放在最后一章详细考论。
　　四、徐渭、杨珂与竹林七贤社
　　在参与越中十子结社的同时，杨珂、徐渭也曾与上虞的葛晓、车任远结“越中七贤社”。据《上虞县志·卷九》记载：(车纯)孙任远，字远之，邑廪生，键户著书，非其人不纳。尝与杨秘图、徐文长、葛易斋七人仿竹林轶事结为社友。秘图赠诗有‘七贤结社今何在，尚古风流赖有君’句。”。结社时间已难以考证，可能始于嘉靖二十年代。见于《徐渭集》中与葛晓交往的诗作不少，如《寄葛景文》、《云岳篇》(为葛景文)、《与葛景文》、《狱中书扇寄葛景文》等。明中叶时期，文人喜好结社，他们参加的往往不止一个诗社，有时彼此诗酒相投，即兴结社，这种情况在明代中后期并不鲜见。
　　五、沈炼与刑部白云楼社
　　值得一提的是，沈炼在京期间曾与后七子社的前身刑部白云楼社的主要成员有过来往。沈炼因政绩清明，为陆炳所赏识，由清丰令调入京任锦衣卫经历，在京的几年里参与了由吴维岳主持的刑部“白云楼社”的唱和，与莫如忠、吴维岳、四溟山人谢榛来往过从。见于《青霞集》的唱和诗有《过谢四溟山房得香字》、《同吴膳部诸公会集草堂得周字》、《五日游将军射林莫子良后至以莳嘲之》、《谢山人、吴比部重集草堂得青字》、《将军射林同莫膳部、吴比部散步各成一首》。吴惟岳的编年诗集《天目山斋岁编》和莫如忠的《崇兰馆集》也有多首与沈炼的唱和诗。莫如忠与吴维岳二人皆为唐顺之弟子，而谢榛为后七子，沈炼与双方的来往，其诗文创作难免不受影响。
　　六、陈鹤与青溪社
　　青溪社是嘉靖时期出现在南京的一个诗社，分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由复古派作家金陵人顾磷倡导，约始于嘉靖九年(1530)。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嘉靖中，顾华玉以涮辖家居，倡诗学于青溪之上，羽伯及谢应午、许仲贻、金子有、金子坤，以少俊从游，相与讲艺谈诗。金陵之文学，自是蔚然可观，皆华玉导其前路也。
　　陈凤(字羽伯)、谢少南(字应午，一字与槐)、许毅(字仲贻)与金大车(字子有)、金大舆两兄弟都为金陵人，与陈鹤皆有过从来往。陈鹤曾“少时游金陵’’，初识顾磷，便深受顾磷的赏识。据《金陵琐事》记载：浙中山人陈鹤，号海樵。游金陵，将造尚书顾东桥公。东桥公先梦李太白来访次日见所投诗卷，乃山人陈鹤。与之延誉，诗名遂振。”查顾磷文集《息园存稿文·卷九》，他曾作《与陈鹤论诗》书札，专门与陈鹤讨论诗歌创作。
　　嘉靖中期的青溪社(亦称金陵社)大约兴起于嘉靖三十七八年间，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留都南京青溪结社的盛事：嘉靖戊午、己未间，子价在南主客，何元郎在翰林，金在衡、陈九皋(即陈鹤)、黄淳甫、张幼于皆侨寓金陵，留都人士金子坤、盛仲交之徒，相与选胜歌，命觞染翰，词藻流传，蔚然盛事。”
　　戊午、己未为嘉靖三十七(1558)、三十八年，正是陈鹤流寓南京之时，他于嘉靖三十六年入金陵，客居四年终卒于此，陈鹤在客居金陵间参与了结社唱和。后期由陈芹等人倡导的青溪社始于隆庆五年(1571)，参与结社的主要成员仍为朱日藩、何良浚、金銮、盛时泰、皇甫、访、黄姬水、金大舆等人，而社友陈鹤故去已有十二年了。见于《海樵先生全集》与金陵诗社吟唱的诗作有《重返金陵旧邸简社中故旧》(卷十)、《风雨梦金陵诸社》(卷十)、《寄金子坤》(卷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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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越中十子的精神特质、生存选择与越中文化
　　明时的越中地区指绍兴府，统领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等八个郡邑，独具特色的越文化正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成，作为十子的故乡，我们很容易发现越中文化对他们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十子的精神特质的形成以及生存方式的选择都打上了越中文化的烙印。
　　第一节诗社成员的精神特质与越中文化
　　山阴人张元忭为隆庆五年(1571)状元，其主持修撰的《万历绍兴府志·卷四·十四人物志十·乡贤五·忠节》谈及越地与越人的关系时，有段精彩的论述：吾越诸山不若嵩华之高，而类皆奇崛峥嵘，小大昂首，各不相下，故其人亦负气自好，不习为脂韦，往往见憎于世，日“越之人、越之人”云。然天下有事，则越人必先争先撄其锋，无论往代。从此段论述可知越中地区的自然环境，及环境对越人精神的塑造之功。宋人庄绰在《鸡勒篇》中也有相似的看法：“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谈及越中文人的精神特质，环境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越中不止多山，摊开地图，我们发现越中地处东海之滨，西则迫江，东则靠海，其地整体的环境特征是负山傍海。山峦海岳，河流平原，造就了越中山水的秀丽多姿，“使越这个地方深得海岳之精华，充溢着山川之灵气”。然而越中的生存环境在历史上的早先时期仍较为艰难，频繁的水旱灾害始终困扰此地，《汉书·地理志》描述古越人“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生存的艰难使得越地先民在开发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大禹治水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这也恰恰成了越地精神的源头。负山傍海的自然环境形成了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的生活方式，使得越人兼具山之质朴与水之灵动；生存的艰难造就了古越人好勇尚武的性格，“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大禹治水时“三过其门而不入"的坚韧与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仇行动，这种剑胆精神对后世越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东晋士人南渡，越地聚集了大批人才，中原文化为越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越人由“尚武”转向“崇文”。优美的山川孕育了众多的名士，越中的“文化场”效应也开始形成。《越中杂识》用“风景常新，英贤辈出”八个字概括越中地域文化，是相当准确的。从六朝的王羲之、谢灵运、到南宋的陆游，名士辈出，但越人“文武相兼、道器并重”的文化传统却少有改变，明代嘉靖年间的越中十子便浸染于这种文化氛围当中，形成了有别于其它区域文士的精神特质。
　　首先，越中十子最重要的精神特质是经世与忧世的情怀。明末清初爱国志士余姚人朱舜水曾言：世俗之人以加官进禄为悦，贤人君子以得其行其言为悦，言行，道自行也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于一身之容瘁，禄食之厚薄，则漠不关心，故惟以得行其道为悦。
　　越中文人“敢为天下先"的担当意识、经世与忧世情怀在这段言论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从‘越诗派’到‘越中十子’，有一点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越人自觉的经世精神和事功精神。”越诗派出现于元末明初，以刘基和宋濂为代表。作为按地域划分的诗派，越诗派雄踞一方，在明初诗坛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政治领域，越诗派的代表刘基、宋濂辅佐朱元璋争夺天下，成为有名的开国功臣。刘、宋二人的文学理念也不谋而合，都重视诗文当有益于世的功用，并且怀经世情怀，积极投入到现实人生中，以期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而越中十子继承了这种经世精神，沈炼和徐渭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沈炼是绍兴府会稽人，字纯甫，一字子刚，号青霞，生于正德二年(1507)，徐渭在《赠光禄少卿沈公传》说他“生以奇惊一世”，沈炼一生确“以文奇”、“以政奇"、“以谏奇”、“以戆奇”名于世。沈炼自幼熟读圣贤书，怀经纶天下之志，文武并重，其流传下来的《青霞集》特著《兵说》一卷，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见解。从明朝当时“南倭北胡”的边患来看，他对军事的重视与他匡扶世道的理想相一致。中进士后，沈炼任溧阳、荏平地方官，皆能勤政爱民，惠爱有声。后受到陆炳赏识，调入京城任锦衣卫经历。嘉靖二十九年(1550)，发生庚戌之变，鞑靼围北京城，要挟明王朝入贡，当时群臣畏惧权臣严嵩，都不敢发言。赵贞吉力主抗敌，沈炼亦极力主张“拒贡却虏”。依附严嵩的夏邦谟出言轻诋沈炼，沈炼义正言辞地驳回了夏邦谟的轻蔑之论。《明史》记载：会俺答犯京师，致书乞贡，多嫂语。下廷臣博议，司业赵贞吉请勿许。廷臣无敢是贞吉者，独炼是之。吏部尚书夏邦谟曰：“若何官?”炼日：“锦衣卫经历沈炼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遂罢议。
　　沈炼以一区区锦衣卫经历的“小吏”身份敢在朝中发出言论，其勇气与胆识非常人所能比，这也正是越中文人“敢为天下先”的经世精神的体现。嘉靖三十年(1551)，沈炼上疏弹劾严氏父子十大罪，被廷杖谪田塞外保安州。虽然沦为一介布衣，但沈炼依然心忧为国，他在保安州设学堂、筑城池，赈灾民，并时常上疏朝廷，揭露边官将领割平民首以冒功领赏的真相。此外，他还对千里之外两浙的倭患情况相当关注，常与社中旧友书信来往，讨论抗倭之策。沈炼曾寄《与萧柱山书》，与密友萧勉讨论抗倭之策，并称“观畴昔与兄之忧于海上者，今一一有之，良可为虑也。”圆徐渭生于正德十六年(1521)，在越中十子社中当属后辈。徐渭身上也有着强烈的事功意识。徐渭20岁中秀才，一生中参加了八次乡试，屡败屡战，直到因杀妻入狱被剥夺乡试资格。徐渭晚年所著《畸谱》对其乡试的记忆相当清晰，如“二十三岁，科癸卯，北”、“二十六岁，科丙午，北”、“二十九岁，己酉科，北”、“三十八岁科丙午，复北”。徐渭出生在家道中落的官宦之家，通过科举重振家业，是其应试的动力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越中文人的经世传统也影响着徐渭的事功情怀。
　　应试道路走不通，徐渭便入当时主持抗倭的总督胡宗宪幕，充当书记一职，希望在抗倭中能展示其军事才能。袁宏道《徐文长传》记徐渭在幕府时“乃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谭天下事，旁若无人’’，足见徐渭欲建功立业的豪情。胡宗宪看重徐渭，多次采纳徐渭抗倭之计。徐渭出狱后北上宣府，亲身考察边塞，曾为时任宣大都督的好友吴兑献策。回到越中，徐渭又与张元忭共同参与了《会稽县志》的编纂，这些皆可视为徐渭对现实的关注，以及他虽为布衣、却心系天下的情怀。
　　其它诗社成员身上也秉承着越人经世的精神传统。早在朱公节、陈鹤与柳文、沈炼、萧勉结社于息珂亭时，他们“既希踪古人议所从，复抵掌谈当世事，究其所底，将乘风翱翔，铿然有千仞之思焉”。年轻时代的意气风发，使得这几个年轻士子大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尽管后来十子人生道路各异，但那种兼济天下的情怀却从未改变。钱梗任地方官时勤政有为，后调入京城任刑部郎中，发表了诸如《徭役》、《嫌馘》、《筑堡》等政论文，对如何治理国家有着独特的见解，这三篇政论文收录到了嘉靖时期有济世之心的官员万表所编撰的《皇明经济文录》中，至今仍流传于世。
　　十子的诗歌创作很多都具有“诗史”价值，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越中文人对现实的关注。徐渭诗文中有大量反映明中叶的社会现实之作，可补正史之阙，庚戌之变和东南沿海的倭乱在其诗中皆有所呈现。纪录其亲身参与抗倭斗争的经历有《海上曲五首》、《龛山凯歌九首》、《凯歌二首赠参将戚公》(戚继光)、《赠俞参将公》(俞大猷)。徐渭出狱后北上宣府写的边塞之作充满了现实感，《上谷歌九首》、《边词廿六首》、《上谷边词》，皆用七绝写出，这些边词以真实独特的视角直陈当时边塞之状，看到当时胡汉息兵互市的情形，徐渭提出“自古学棋嫌尽杀，大家和局免输赢’’的和平主张，为传统的边塞诗题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陈鹤《海樵先生全集》中也写了很多因倭乱而导致民生凋敝的现实之作，如七古《泣时行》(卷四)前四句：“海上之夷满乡邑，城头火石包如霹雳。日暮居民犹巷歌，野老惟多仰天泣”，直陈当时倭乱的现实；《朱小云宅遇郑晓山兼询令兄梧野消息》(卷八)“吴苑商居全被火。新安农药半为兵"：《次答汪罗山》(卷八)“残兵累岁淹青海，飞捷何时报未央。忧国怀乡两惆怅，把杯安得更徜徉。”等，都揭露了当时内忧外患的历史。陈鹤自号海樵山人，追求隐逸的生活，但并不忘关注现实，其中年以后的诗作充满了时代的气息感。
　　越中十子身上还集中体现了越中文人正直刚烈的气节，这与吴越争霸时形成的胆剑精神一脉相承。吴越之地善铸宝剑，古越人尚武好用剑。剑代表着一种进击、反叛的精神，越地自古多慷慨激昂之士，他们的身上恰蕴藏着“剑魂”：胆意味着“坚韧”、“隐忍"，勾践卧薪尝胆，最终灭吴，靠得就是胆剑精神，越人世代秉承了这种特质，总在国家有难时表现得犹为卓著。
　　清人周应宿对越中前贤这样评价：柱山诸公在嘉靖问有越中八子之目，后钱八山梗、徐天池渭入社，又称十子。文章气节争重一时。而海樵之高逸、东武之孝友、青霞之忠义、天池之豪迈，尤较卓较著者。越中十子“文章气节争重一时"具体表现为陈鹤的高逸、朱公节的孝友，沈炼的忠义、徐渭的豪迈，再加上杨珂的傲世，这集中反映了越中文人重气节的精神。沈炼刚烈正直的气节最具代表性。沈炼“少读书，负奇气，语铮铮不肯下人”，《明史》说他“为人刚直，嫉恶如仇"。沈炼在溧阳为县令时，便不惧权贵，数次忤逆御史，调任荏平。入锦衣卫经历后，沈炼目睹严氏父子擅权专政的行为，痛恨不已，常与尚宝丞张逊业饮酒谈天下事，喝醉后便痛骂严嵩父子。庚戌之变，沈炼不仅勇于进谏，而且冒死上疏弹劾严嵩。即使被谪贬塞外，沈炼依然不改刚直品性，“随事促景为诗赋文章，无一不慨时事，骂诃奸谀，怀忠主上也”。沈炼也因刚直惹祸，被构陷害于宣府。直到隆庆初才得平反，谥为“忠愍”。
　　秘图山人杨珂，为绍兴府余姚人，《万历绍兴府志》记载：杨珂，字汝鸣，余姚人。始为诸生，每试辄高等，已而从王文成学，稍厌薄时义。会沙汰例严，督学使者按越监察，举子无异录囚。珂叹日：“是岂待士哉!”遂拂衣归隐，居秘图山，养母以孝闻。
　　明代普遍存在虐士的现象，大臣受廷杖已屡见不鲜，府县普通诸生受到的人格侮辱现象更是见怪不怪，一般士子皆选择隐忍，而杨珂发出“是岂待士哉”的愤慨，毅然“拂衣归隐”，这种与科举决绝的气魄非常人所能比，杨珂刚直的气节可见一斑。朱公节以“孝友”名动乡里，《万历绍兴府志》评价他“为人方言简重，而心事夷坦”。其父早逝，“幼孤事母至孝。既入仕，尽以产畀弟”，在山阴过着清贫的讲学生活。只是到后来为求得俸禄以赡养老母，才离乡谒选出任彭泽县令，两年后转任泰州知州。朱公节雅慕陶渊明的为人，“生平以彭泽自喜”。他为官清廉自持，数次得罪权贵，最终罢归。o徐渭以“畸人”自称，七十岁时作诗“桃花大水滨，茅屋老畸人”，晚年着手为自己编年谱，名为《畸谱》。“畸人”本于《庄子·大宗师》：“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畸人"指那些不合于世俗的奇人，虽然异于俗，却合于自然。纵观徐渭一生，用“畸人"二字相称再合适不过。他生来禀赋不凡，却八次乡试不中，中年发病自残，既而杀妻入狱七年，晚年孤高自傲，不与达官贵人交往。“畸”代表着一种与众不同、奇特不凡的生命期许，是越中文化刚直精神的“变异”，徐渭“畸人”的形象为当世人所不解，但在后世却获得了极大声名。徐渭把“畸人’’精神投放到诗文书画的创作中，使得他在多项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二节十子的生存选择与越中文化
　　中国古代的士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两种传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与“穷"可视为两个对立的范畴，与之相对应的是“进”与“退”、“仕”与“隐”。两个范畴看似对立，但经过儒释道三家长期的融汇交合，士人己能完好得将二者统一起来，在进退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然而现实人生充满了复杂性，很多时候士子在仕与隐之间有过挣扎，对二者的取舍折射出士人生存选择的艰难，这与时代背景有关，也牵涉到地域的文化形态，透过越中十子的人生选择，我们得以一窥明中叶江浙文人的精神世界。
　　明代科举从太祖朱元璋开始实行八股取士，虽然荐举制盛极一时，但到了永乐朝，科举成了最主要的选拔人才的形式。《明史·科举志》称：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日学校，日科目，曰荐举，日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其径由学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亚也，外此则杂流矣。
　　“科目”即科举。明代的科举是一个十分严密的体系。读书人要获得秀才(亦称生员)称号，必须通过童子试，而后进入府学、州学、县学三级学校学习，称为生员。生员又分外廪生、增生、附生、例生，统称为诸生。在校期间，生员除了经常参加提学主持的各种考核之外，还要经过科考，成绩在一、二等者方能获得乡试资格。此外，诸生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可升入国子监读书，他们统称为贡生(亦称监生)。明代的入贡方式分岁贡、选贡、恩贡、荫贡、纳贡好几种。贡生经过一定程度的学习，便获得了做官资格。到明中后期，有不少读书人捐银子入贡，太学也逐渐不为人所重。乡试又称“乡闱”，每三年一次，考期定于八月，在南北顺天府及各省城举行。考中者便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中举后，举子便有资格到京城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会试又称礼闱，每三年举行一次，一般在乡试的第二年。中会试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员。在明代，会试一般录取三百人，过了会试这一关，士子便参加由天子庭策的殿试，这属于最高级别的考试，但凡参加者都不落榜，按殿试成绩排出名次，分外一、二、三甲，一甲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至此，士子经过层层搏杀，终于获得了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进士功名，便可以做官了。
　　以上介绍的明代科举制度类似一金字塔结构，能冲到“塔尖”的只有极少数，处于“塔基”的绝大部分都是在科举搏杀中败下阵来的士子。他们如想做官，除了科举一途外，还可选择举贡和做吏员。入贡一途如前所言，能选中的寥寥无几，并且到明中后期多以捐银纳贡，“以故士往往轻贡”。至于做吏员，往往是那些没有获得生员资格的人才选择此途，吏员地位低贱，一旦为吏，便终生不能参加考试，所以做吏一途也为一般士人所不齿。这样，明代中叶士人生存选择就变得艰难起来，越中十子正面临着相似的问题。
　　从十子的身份来看，有诸生、举人、进士、山人、贡生、幕僚、官吏，按功名来分，钱梗、沈炼、诸大绶皆为进士，三人都冲到了“金字塔尖”，陈鹤、朱公节为举人，徐渭、杨珂自始自终是诸生(或称为秀才)，柳文、萧勉、吕光升初为诸生，后来他们皆入贡得授官，可称为贡生；按自我角色定位来分，沈炼、诸大绶、朱东武为士大夫，柳文、萧勉、徐渭为落魄士子，其余诸人皆可称为山人。当然，这种划分没有严格的界限，因为角色会不时地转换，比如钱梅初为刑部郎中，中年后弃官回乡修道，成了一不折不扣的山人道士；沈炼为锦衣卫经历，因弹劾严嵩贬官保安州，沦为一介布衣；而徐渭长期充当幕僚，又兼具山人身份，吕广升、柳文与萧勉等人都有过短暂的为官经历，以上主要根据个人的角色认同感来简单划分。
　　如前所述，明代读书人能获得进士功名的人毕竟占极少数，中进士后意味着做官得俸禄，至少基本的生存能得到解决，对于其他人而言，“士人在陷入科举困境或退出之后都面临着一个选择生存方式的问题，可是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落第后可供选择的职业有塾师、做吏，或者经商，或者学些如医术、占卜、画师之类的技艺谋生。但一般士人不屑于做吏与学技艺，所以大都选择做塾师或入幕。明中叶越中地区虽然是传统意义上的“鱼米之乡”，但与浙西相比，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拿两浙进行比较：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辇悦，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骂，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豪大贾。
　　浙东“尚古淳风”的文化传统使得越中素重教化，书院广布，民间讲学兴盛，越中文人绝大部分都走读书入仕的道路，选择经商的并不多见。大部分落第的士子主要选择塾师或干谒之途。徐渭参加乡试八次不第，在很长一段时间主要从事开馆收徒的塾师职业。朱公节虽中了举人，但会试数次败北，只好在家乡聚徒讲学，以求得束惰之奉。但塾师的收入一般而言都非常低，难以维持生活，所以只能选择干谒，或入幕，或攀附达官贵人，或谒选。具有举人身份的朱公节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谒选得彭泽令，从此为官一方。而身为秀才的徐渭只好走入幕的山人之路了，陈鹤、杨珂中年以后也过起了旅食四方的山人生活。
　　山人在明代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山人作为一个名称，古已有之，“山人”最初的含义是指居住在山里的人和掌管山林的官吏，后来居住在山里的隐士、道士也称为山人。山人的本义专指隐士，即便是明初，人们也往往把那些隐居不仕的人称为“山人”。但到了明中叶，随着山人这一群体的崛起，山人的含义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专指“作为功名无成的无为者，不得不以诗文书画(以诗文为主)为工具，干谒权贵，不断地流动，以获得‘慕修’或赠与为最主要的目的”的一类士人群体。山人群体代表着从文人士大夫中分化出来一批中下层士人，除少数布衣外，大部分都是科举不第的落魄文人。山人为谋生，四处流动，以诗文书画干谒权贵，来获得名利。由于山人行为的投机性与功利性，山人在当时的社会名声并不太好，王世贞就曾借他人语讽刺“山人不山而时时尘间，何以称山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列举的“恩诏逐山人”、“山人愚妄”“山人名号”数条也对山人持贬抑评价。但介于山人这一群体的复杂性，还是要作具体分析。其中当然不乏沽名钓誉之徒，但更多的是饱含真才实学之士，是“真山人”，“他们作为布衣而干公卿，在这种讨生活的背后，却也饱含了小人物的种种辛酸和痛苦不平”。山人群体也是当时中下层文人无奈的生存选择。越中十子成员有七人自号山人，陈鹤号海樵山人，杨珂号秘图山人，吕光升号对明山人，朱公节号东武山人，徐渭号青藤山人，萧勉号天柱山人，连有着强烈入世情怀的沈炼也自号青霞山人。钱根虽然没有取山人号，但他“致仕后十余年于秦望山半岩间，构八角亭，独栖其中八年”，更是不折不扣的“山人”。以山人自号既是时代风气使然，也折射出越中文人在时代因素与地域文化共同影响下的士人心态。越中多山JII，仅《越中杂识》列出的有名有姓的山有二十多座，尤以会稽山、秦望山、卧龙山、蕺山、龟山、萧山为著；川有二十五处，比较著名的就有若耶溪、曹娥江、钱清江、剡溪，再加上闻名遐迩的镜湖，秀丽的山川吸引了大批文人流连此地吟咏，东晋时期王羲之的兰亭集会形成的魏晋名士风度，谢灵运歌咏浙东风景的山水诗，以及新昌剡溪绝佳的风景吸引唐代诗人如李白、杜甫、孟浩然、白居易、元稹等到浙东漫游，著名的“浙东唐诗之路"便由此形成。越中奇丽的山水还吸引了众多名僧道士到此地传教悟道，古刹道观，遍布会稽，由此在越中形成了浓郁的佛道文化。东汉时剡县人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巧遇仙女的传说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六朝士人好谈玄道的隐逸之风，六朝以来高僧如支遁、智永、智额等隐居越中的沃洲岭天台山间参禅修道，著名的天台宗便由智颈开创。而越中的道教也很兴盛。东晋道士葛洪曾在会稽赤城山炼丹，茅山道士陶弘景到会稽遍游名山大川，采药寻仙。越中的佛道氛围对越地文人的思想与文艺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明代的山人基本上出自江浙一带。越中文人浸染于佛道文化的氛围中，儒家传统主张的积极入世与佛道提倡的出世交织于越人的精神世界中，使得文人的人生选择也徘徊于仕隐之间，期冀求得平衡。钱梗进士及第后到福建晋江为令，曾积极用世，在任上“为邑令而赫然有声"，及调至刑部官郎中，左迁来深州，“议阻修滹沱，议驰监禁，议停堡工，皆有益于民”。但自刑部弃官回乡后，钱板便“猛弃百乘资，誓言学长生”了。钱根由儒入道，由道入禅的思想轨迹正印合了他由入世到出世的人生理想，也符合中国文人的传统。钱榧的选择既与当时最高统治者嘉靖皇帝的崇道心态有关，越中本地浓郁的释道文化的影响不可小觑。而以忠义自许的沈炼也坦承“余束发好神仙，获鸿宝秘书之流，往往藏枕中窃读之”，《青霞集》中就有不少为那些倾心于道家的处士而作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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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钱梗“必于功名地驱驰数载心乃死"的真正归隐，徐渭、柳文、萧勉他们却没那么幸运，他们首先要面临生存的问题。应试屡次不第，只能选择干谒或入贡以谋得一官半职。徐渭嘉靖三十六年(1557)入胡宗宪慕，充当记室一职，其间为总督胡宗宪抗倭出谋划策，因文笔绝佳备受胡宗宪的赏识。即便是如此积极用世，但有感于世途的险恶，徐渭仍时不时流露出隐逸的想法。嘉靖三十五年(1556)正月，徐渭初入福建游武夷山，触景生情，想起好友吕光升旧日的天台之约，便动“多情忽忆天台约，归去应寻剡曲船’’的隐逸之念。云霞缥缈的天台山正适合隐居。越中多山，南明山、四明山、天姥山皆留有吕光升和杨珂归隐山林的足迹，然而此时用世心极强的徐渭，更热衷于施展抱负，归隐的念头相对于入世的追求自然是轻多了。杨珂、陈鹤却采取与科举制决绝的态度，毅然选择归隐，但生存的艰难逼迫他们走上旅食四方的山人之路。起于嘉靖三十年(1551)左右的倭乱逼迫陈鹤离开越中，他曾旅食武林(杭州)、吴中、新安，最后入金陵，终卒于此；杨珂远游的范围更是广泛，吴楚越闽，皆留有足迹。作为社友的陈鹤对杨珂远游的辛酸深有感触，他在《赠杨汝鸣山人》诗中感叹老友“道远形容变，家空骨肉稀"。但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徐渭的入幕还是陈鹤、杨珂的旅食远游，他们都力求保持为士的尊严，徐渭孤高傲世，陈鹤放浪形骸，杨珂更有一份“傲世那论生计愚，笑歌饮水何悠如”的恬淡潇洒情怀。在仕与隐之间选择的艰难是那个时代士人内心矛盾的缩影，但越中十子在人格上无疑都做到了“独善其身”，这是中国士人的传统精神与越中地域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章越中十子与阳明心学
　　正、嘉二朝，由于皇权的专制和吏治的腐败，士风趋于疲软浮靡，由程朱理学主导的传统价值观已发生动摇，明中叶的文人面临着如越中十子般的生存困境及心灵挣扎。此时，以挽救世道人心为宗旨的阳明心学横空出世，在嘉靖一朝开始风行于天下，士人仿佛在黑暗中找到了一剂救世的良药，纷纷服膺心学。越中是王阳明的故乡，王守仁归越后在当地收徒讲学，使得心学更盛行于浙东一带，阳明逝世后分流出来的浙中王门一派便由阳明弟子王畿、钱德洪、季本等越中士子所创。越中十子处于阳明心学的发源地，又处于阳明心学流传最盛时期，他们的思想世界无疑打上了深刻的心学烙印，从十子的心学背景和由其影响下的心态便可一窥端倪。
　　第一节十子的心学背景
　　阳明心学在越中一带的兴盛，其直接影响便是书院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和讲会的流行，越中士子一面接受学校正统的官学教育，一面跟从王阳明本人及其传人游学，或在稽山书院，或于“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在追随阳明及其传人的过程中，十子的心学之路由此发端。首先来看钱椴。据《王阳明年谱》(三年甲申)记载：明年乙酉大比，稽山书院钱椴与魏良政并发解江浙。稽山书院创建于北宋范仲淹知越州期间，位于绍兴府城卧龙山西岗。南宋乾道六年(1170)大儒朱熹曾到此主政讲学，振拔士类。后来逐渐荒废。到了本朝嘉靖三年(1524)，王守仁归越讲学期间，会稽郡守南大吉拜阳明为师，修建稽山书院。作为王阳明的讲学之所，稽山书院吸引了一大批慕名而来的四方学子，从者之多，以至于“宫刹卑隘，至不能容，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他们投于阳明门下，习良知之学。钱榧于嘉靖乙酉四年(1525)中举，五年成进士。中举前钱椴在稽山书院求学，作为门下弟子，钱椴有很长一段时光从学于阳明。在阳明的亲授下，钱椴学业大进，连中解元进士，可谓年轻有为。到地方任官后，钱极为政赫然有声，得以升任刑部任郎中。从嘉靖五年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弃官回乡的近二十年为官期间，钱梗能在险恶的仕途中做到洁身自好，进取有为，不能不说是受到先师阳明良知之学的教导。回到越中，钱椴又拜浙中王门传人季本为师。据徐渭《师长沙公行状》：“若江之陈君昌积，乡之钱君椒，始以文章老释自高于世，终亦舍所集而就业于先生焉”，长沙公即为季本，因其曾在长沙任知府，故以此号相称。后来，钱梗由儒转道，再由道入禅。身份的转变既源于钱梗本人好谈佛道，又受嘉靖一朝崇道风气的影响，其中，也与王学融合儒释道三教为一的特色相关。
　　作为王阳明的余姚同乡，杨珂早年为诸生，也同钱榧一道求学于阳明。《万历绍兴府志》、《浙江通志》、《姚江逸诗》皆记载杨珂“从王文成学”。《王阳明年谱》(附录)有更详细记载：龙山在余姚县治右。辛巳年(1521)师归省祖茔，fl．．夏淳、孙升、吴仁管州、孙应奎、范引年、柴凤、杨珂、周于德、钱大经、应扬、谷钟秀、王正心、正思、俞大本、钱德、周仲实等侍师讲学于龙泉寺之中天阁。王阳明于正德十六年(1521)归乡省祖茔，开始在越中收徒讲学，可见杨珂于此年正式成为阳明的门下弟子。回乡的七年讲学期间，王阳明往返于稽山书院、阳明书院、万松书院、余姚龙泉寺等地，广收门徒，以极大的热情传授良知之教。在故乡余姚，阳明“定会于龙泉寺之中天阁，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为期”，并且勉励弟子不可半途而废，“务在诱掖奖励，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杨珂亲侍于阳明，所得到的教益必不在少。后来，身为诸生的杨珂不满于当时朝廷的虐士行为，愤然拂衣归隐，隐居秘图山，终其一生都保持着清介傲岸的“高士"人格。
　　会稽人沈炼年少时期便跟从王阳明游学，并且还得到了阳明的高度赞赏，据《南雍志列传》：光禄少卿沈公愍炼，浙江会稽人。嘉靖戊戌进士。少而读书有异质，从王阳明先生游。先生一再与语，即奇之日：‘生，千里才也’。这段文字在王世贞所撰《沈青霞墓志铭》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阳明归越期间，沈炼年纪处于弱冠上下，正是意气风发之时。王阳明慧眼识才，对沈炼赞誉有加，而沈炼也不负众望，在地方任上有惠爱于民，性以刚直著称。入朝为官后敢于言政，且以视死如归的勇气抗疏严嵩，以至于被奸人陷害。沈炼的直谏赢得了忠臣的美誉，难怪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在京任刑部郎时，亲眼目睹沈炼慷慨激昂之状，发出“余私心慕异之”的赞赏。
　　至于十子中在后世名气最大的徐渭，他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就更深了。王阳明归越时，徐渭年纪尚幼，故没有机会亲授于阳明。不过，徐渭对未曾谋面的越中大儒王阳明十分敬仰，在《送王新建赴召序》称“我阳明先生之以圣学倡东南也，周公孔子道也’’，把阳明直比周公孔子，阳明心学也上升到了“圣学”的高度。徐渭游览王阳明寓居之所时，作《水帘洞》(阳明先生赴谪时投寓所也)一诗，“投荒犹自闻先哲，避迹来从此地居"，阳明居住过的地方在徐渭心目中有难以言说的魅力。徐渭与阳明传人的关系很密切，《徐渭集》中留下了不少与季本、王畿、钱德洪、萧鸣凤、薛应旃、张元汴、唐顺之等心学人物交往的诗文。徐渭晚年所著《畸谱》“师类’’中记下了王畿、季本、萧鸣凤、钱椴、唐顺之等老师，其中，以浙中王门传人季本和王畿对他影响最大。
　　徐渭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开始师事于季本，从此一生尊季本为师。据《畸谱·纪师》：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及矣。徐渭又在《奉季先生书》一文中谈及与季本的师生之情时，说N-“渭始以旷荡失学，已成废人，夫子幸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气弱卑，数年以来，仅辨菽麦，自分如此，岂敢以测夫子之精微。”，言语之间无不流露出对尊师季本的深厚感激之情。徐渭的诗文记载了与季本的交往，其中诗有《业师季长沙公隐舟初成侍泛禹庙》、《丙辰八月十七日，与肖甫侍季长沙公，阅龛山战地，遂登岗背观潮》、《与季长沙老师及诸同辈侍宴太平叶刑部先生于禹庙》、《季长沙公哀词二首》等，文有《奉赠师季先生序》、《先师季彭山先生小传》、《师长沙公行状》、《季先生入祠祭文》、《季彭山先生举乡贤呈》五篇，另有代作碑序《景贤祠集序》、《季先生祠堂碑》两篇，书信《奉师季先生书》三封。
　　徐渭的另一位老师王畿也对徐渭有着不小的影响。徐渭尊称王畿为“龙溪老师”，在《龙溪赋》中徐渭这样描述王畿：栖志诗书，研精典籍，知乐水之称智，乃临流而托迹，悟江海之处下，合弥谦而受益。斯则琳哨不足以易其守，而恬澹乃足以适其情，故为士林之所贵，而君子之所称。兹托号者之真，而庶几于赋号者之亦非无所因也。赋中勾勒出了一位恬澹自适、好学谦虚的儒者形象，徐渭对老师的推崇溢于言表。在为王畿所作的七古《继溪篇》一诗中，“龙溪吾师继溪子，点也之狂师所喜。自家溪畔有波澜，不用远寻濂洛水"，徐渭以“濂洛水”暗指程朱理学，“自家溪畔’’暗指阳明心学，两种学说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一目了然。此外，王畿很欣赏徐渭“点也之狂”的狂者气派，这与他所宣扬的“天机自然”的学说不谋而合。徐渭写给王畿的其他诗作有《送王先生云迈全椒》、《洗心亭》(为龙溪老师赋池亭，望新建府碧霞池)、《次王先生偈四首(龙溪老师)》等，书信《答龙溪师书》，与王畿讨论诗歌创作。徐渭从学于季本、王畿二师，其哲学思想和文艺观深受二师的影响。季本、王畿治学道路有所差异。徐渭综合Y-人的观点，提出了了自己的“以中为本”的哲学思想和“真我说"文艺观。
　　海樵山人陈鹤与王畿以叔侄相称，作《龙溪丈人歌》称赞其表叔王畿一心向学：“斋心望谒阳明师，正是云深三尺时。良知一语人尽疑，丈人服膺终不移”。七古长篇《敬亭山中问道歌寄怀周都峰谏议》有一大段描写其习良知之学的体会：“惟记王门旧日言，耿耿良知在肝膈。用之朝夕未曾离，大德不蹁诸物宜。心中有天每照耀，举足在是无乖违。质此于君请君说，衣钵从来要真诀”，又如五古《省吾歌为金面山作》讲述其修炼身心的过程，最后有了“君不见，良知元自省中柬，灵月长悬不夜台。世路常多六欲态，休教净处惹尘埃"的体悟。陈鹤对良知亦自信不疑，且亲自体悟到了“致良知”的妙用。陈鹤写给王畿、季本的诗有《送王龙溪表叔》、《秋日答季彭山使君》二首。
　　十子中其他诸子也和阳明心学有紧密的关联。诸大绶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登丙辰科状元，王畿写了一封书信《与诸南明》，柬中提到：人生贵闻道，始有安身立命之地，先师提出良知二字，乃是至道之精神，神感神应，真是真非，一毫不容自昧。
　　王畿对王学深信不疑，并称赞诸大绶在良知之学中“于此既有所悟入”，同时又勉励大绶虽高中状元，前途无量，但不可抛弃良知之旨，宜更加有志于学。萧勉的父亲萧鸣凤“少从王守仁游”，父子皆有才名，后人将萧勉与其父萧鸣凤二人诗文合编为《萧氏家集》，可见父子二人气质相近，再加上与其他诸子的密切来往，对阳明心学自然抱有亲近之情。朱公节在出仕前以及致仕后，效仿王阳明，热衷于在家乡越中聚徒讲学，有不少士子投其门下。柳文与吕广升从越中十子游，相互之间切磋文艺，交流思想，他们对心学亦抱有强烈的兴趣。
　　第二节心学影响下的十子心态
　　作为对程朱理学的反动，阳明心学打破了传统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为当时沉闷的思想界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更为重要的一点“便是它极大地拓展了明代士人的生存空间。”王阳明早年贬谪贵州龙场驿时，苦苦追求圣贤之道，一方面是救世的心切，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存困境。经过长久的思索以及以及一系列的磨难打击，王阳明终于“龙场悟道”，悟出“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朱熹认为天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天理无处不在，要体认它，则需“格物致知”，具体做法为：“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王阳明以亲身的实践认为向外求理的路行不通，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天理存在于人的心中，要体认天理，只需在人心中求，所谓“心即理’’。王阳明进而提出“致良知”的学说，良知即是天理，将良知致于万事万物之中，就要做到“知行合一”，这显然是对朱熹“知先行后"的学说的一种反拨。经过多年的实践与讲学，王阳明完善了自己的心学理论，阳明心学以不可阻挡之势风行于天下。
　　前面提到，阳明心学主要解决的是士子如何在险恶的现实中安身立命的问题，它为当时的文人提供了一条经由内心体悟的方式成“圣贤”的道路。人生存世的价值就不再取决于外界环境的看法，也不再以个人的得失荣辱为标准，这个判断的标准只存在于人的心中，外在的价值判断就不值得一提了。所以无论是做官、隐居，还是收徒讲学，只要坚持不懈于良知之教，做到知行合一，那么同样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这种从根本上把握人生的学说极大地缓解了当时士人的精神苦闷，也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明代士人的心态”。越中十子长期浸染于心学之中，他们的立身出世方式以及心态也显然受到王学的影响，其中以钱根、陈鹤、杨珂、徐渭最具典型性。
　　从越中十子的人生经历来看，很难以仕与隐来简单划分他们。不可否认，越中十子都怀有很强的事功意识，尤其是沈炼、徐渭、诸大绶，越中士子兼济天下、匡时济世的抱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徐渭一生参加了八次乡试，屡败屡战，如果不是因杀妻入狱，被剥夺了应试资格，徐渭很可能会在科举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实现“学好文武艺，售于帝王家”的抱负；柳文更是执著，“如是者自嘉靖戊子(1528)至乙丑(1565)竟以贡入训高邮”，其应举子试的时间跨度达四十多年。而诸大绶则“以千古豪杰自命”，虽经历连试春官不第的挫折，终夺得状元头衔，成为帝师。不过，仕途毕竟险恶，尤其是嘉靖一朝的专制，文人动辄有性命之忧，难于独善起身，他们都兼怀退隐思想，而阳明心学的出现又提供了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所以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选择归隐山林。钱椴的人生以嘉靖二十二年(1543)为界，可分为入仕与退隐修道两个时期。入仕前钱梗曾是王阳明的门下弟子，在稽山书院求学于阳明；从刑部郎中弃官回乡后，钱根又投于季本门下。不久钱极“别妻子，焚衣冠，澹然入道，独栖八角亭中八年”，∞实现由儒入道的第一次转变；在秦望山修道十余年后，钱梗又转向佛禅，实现了由道入禅的第二次转变。实际上，三教融通于钱梗身上，只是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而已。社友陈鹤对钱椴的多重角色看得很清楚，他有一首为钱梗作的诗写道：
　　云门学道久离禅，又向吴中结净缘。买药每穿三市路，乞斋常度六桥烟。身俱大化混忘旅，道在长生未记年。我欲家去遗世累，问君何地可居仙。
　　钱梗既“学道”，又“结净缘”，出入于佛道之间，优游自如。钱椴归隐后修道秦望山时的生活比较艰苦，“高山虎豹丛，结茅坐中央。馇粥不得饱，啖枣充肝肠”，然而钱榧学长生的决心很坚决，所以才坚持八年时间独栖八角亭中，终于“一朝忽超悟，逃玄事西方”，固由修道而悟通了禅理，其后的人生也变得悠闲自适，从陈鹤为其所作的“心似飞霞爱远游"、“闲身多为白云留"诗句中便可看出。不过，钱梗内心也有矛盾之处，当时儒佛之辨依然存在，徐渭为钱搬《逃祥集》所作的序就谈到当时的诋佛现象：
　　今之诋佛者，动以吾儒律之，甚至于不究其宗祖之要眇，而责诸其髡缁末流。则是据今之高冠务干禄之徒，而谓尧舜中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固钱梗有介于世俗之论，遂定其文集为《逃禅集》。当然他并非真的“逃禅”，在更深的层面上，钱根对佛禅还是采取接受的态度。钱根早年习心学，并且好谈佛道，而阳明心学本身融合儒释道三教的特点也使得钱椴打通三教的界限，这可归结为他治阳明心学的路径。徐渭与他交往多年，所受的启发自不在少。对徐渭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浙中f-J学派的季本和王畿。如前所述，季本和王畿虽为心学的重要传人，不过治学的路径却有较大差异。季本认为“致良知”当以警惕为功夫，而王畿却认为应以自然为宗。在《龙惕书》中，季本申明了自己的观点：今之论心者，当以龙而不以镜，龙之为物，以警惕而主变化者也。理自内出，镜之照自外来，无所裁制，一归自然。自然是主宰之无滞，曷常以此为先哉?针对季本“主警惕’’的观点，王畿在《答季彭山龙镜书》中进行了反驳：坤贵自然，警惕时未可自然，自然时无事警惕，此是堕落两边见解，易道宗原恐未可如是分疏也。夫学当以自然为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谨恐惧，未尝至纤毫力，有所恐惧则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门下手工夫。
　　对于两家见解，当时江右王门如聂豹、邹守益等人也参与了讨论。实际上，季本和王畿的分歧本质反映了本体和工夫的关系。王畿是良知现成派，认为良知可以不假修成，直切入本体便可得；而季本却“闵学者之空疏，只以讲说为事”，圆所以提出“主警惕”之说。
　　徐渭曾受学于季本、王畿门下，对于两家观点皆有所阐发，他在《读龙惕书》指出：惕之与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于自然也，犹指目而日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而徒日自然，则自然固虚位也，其流之弊，鲜不以盲与翳者冒之矣。
　　徐渭有意调合两家的见解，提出了以“中’’为本的思想，实质上也是融合三教为一，以期有用于世。纵观徐渭的一生，徐渭既继承了季本主警惕以加强自身修养的见解，但更多的是，徐渭豪宕不羁、随性所为的个性，也与王畿以自然为宗的教导分不开。徐渭将由此引发的“真我说"的文艺观投入到诗文书画创作中，便取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剖析他所作的《自为墓志铭》，可略窥他受心学影响的个性与心态。《自为墓志铭》作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徐渭当年四十五岁，当时病发易狂，已准备自杀，故自作墓志铭，开头这样写道：
　　山阴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词，乃长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谓道类禅，又去扣于禅，久之，人稍许之，然文与道终两无得也。贱而懒且直，故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与玩，亦终两不得其情也。
　　徐渭自评他的性格为“傲”、“直”与“玩”，傲当指孤傲，玩可理解为“轻慢”，对于权贵的孤傲与与众人处时的轻慢使得徐渭看起来很不合群，但徐渭并不在意。他年少时虽习科举时文，然而“又志迂阔，务博综，取经史诸家，虽琐至稗小，妄意穷极”，显然徐渭对干禄文字并不感兴趣，这或许是他科举屡次败北的一个原因。徐渭又有极强的经世之心，他渴望通过科举做官而施展抱负。然而事与愿违，“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人争而笑之，而己不为动”。徐渭能淡然看待科举的挫折，这与他早年从季本习阳明心学有关，心学自身注重以本心判断事物的价值而不假外求的修身方式使得徐渭更坚定自己的想法，而不以世俗的荣辱得失为判断标准。但显然，徐渭还没有达到完全超脱的境界，自身命途的多舛以及政治的残酷导致他走上自杀之路，他发出“渭乃自死，孰与人死之”的刚烈之音，用生命证明自己对“义"的坚持，于此良知之教与徐渭的人格在某种程度得到了契合。
　　相对于沈炼、徐渭的积极入世，陈鹤、杨珂二人却并不热心于科举功名，他们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渴望追求另一种有别于传统所规定的生活。陈鹤十七岁袭得百户，但他对做官毫无兴趣，还为此郁郁得疾。等到病愈之后，便毅然弃官，穿上山人服，开始了放浪形骸、声色自娱的人生。徐渭在《陈山人墓表》中完整再现了山人陈鹤的形象，其中写到：
　　愈而弃其故所授官，着山人服，乍出访故旧，神宇奇秀。余从道上望见之，疑其仙人也。居数年，始得会山人于甥萧家，酒酣言洽，山人为起舞也，而复坐，歌啸谐谑，一座尽倾。自是数过山人家，见山人对客论说，其言一气万类，儒行玄释，岭跨恢弘，既足以憾当世学士。而其所作为古诗文，若骚赋词曲草书图画，能尽效诸名家，既已间出己意，工擅绝伦。
　　在徐渭的眼里，陈鹤完全不是一个受礼法拘束的文士，他神宇奇秀，飘若仙人，又多才多艺，无所不通，简直就是一个天纵之才。更为重要的是，徐渭在字里行间无不了透露了他对陈鹤洒脱自在的人生的羡慕之情。在世俗看来，陈鹤放着世袭的官不做，实在无法理解，而在服膺阳明心学之人的眼里，他们却认为外在的价值标准微不足道，一切的意义应回到人的本心，只有本心所认可的事才有价值。所以陈鹤能超越世俗的偏见，追求内心深处真正想要的生活，这样，他挣脱了科举的桎梏，得以恢复自由的天性，而没有像明代其他追求功名的士人一样被科举“异化”。陈鹤俊逸的风采与绝伦的才华为他赢得了名声，“于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尽～时豪贤贵介，若诸家异流，无不向慕，顾得山人片墨，或望见颜色，一谈一饮以为幸。虽远在滇蜀，亦时有至者。”陈鹤因放弃而得自由，这对于有浓重功名情结且饱受科举挫折的徐渭们，羡慕之余不免也有一丝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