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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连多年蝗灾之后，西晋永嘉四年（310）蒲月，北方区域的“幽（州）、并（州）、司（州）、冀（州）、秦（州）、雍（州）”等恢弘区域再次“大蝗”，蝗虫不光将沿途所过草木啃噬一空，并且就连牛和马的毛发都悉数吃光。
其时，在履历一连十六年的八王之乱（291-306年）后，整个西晋内部动荡，经济残缺、士卒疲敝，而在北方，自从东汉末年以来“近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的南匈奴人，也在距离爆发，持续上百年之久的大规模旱灾、蝗灾之下，被迫络续南迁。
早在东汉初期，匈奴因为内部杂沓盘据为南北两部，个中南匈奴归依东汉，南迁进入今天的山西北部等地，起头与汉人混居，而匈奴南迁的汗青配景，则是东汉正处于汗青天气上的平坦期，而暖热天气所催生的旱灾和蝗灾，使得整个东汉（25-220年）195年间共爆发了38次蝗灾，平均每5年就爆发一次。
旱灾、蝗灾接踵而来，对于游牧部落无疑是具有破坏性的，在这种旱蝗接踵的汗青配景下，早在汉灵帝熹平六年（177年）， 因为“夏四月，大旱，七州蝗”，游牧部落鲜卑人就络续南下“寇三边”。
其时，旱灾与蝗灾鞭策着北方的游牧民族络续南下，而司马家眷掌政的西晋，却仍然络续奴役境内的南匈奴等游牧部族，在这种情形下，永兴元年（304年），南匈奴贵族刘渊以“晋人无道、奴隶役我”的名义正式起兵，竖立刘汉政权，揭开了永嘉之乱的序幕。
晋怀帝永嘉三年（309年），南匈奴两次攻击洛阳，均被西晋击退，但在近年的旱灾之后，永嘉四年（310年），恢弘北方再次爆发旱灾和蝗灾，在“牛马毛”都被蝗虫啃光，大规模饥馑、瘟疫舒展的配景下，整个西晋社会进入到了溃逃的前夜；随后永嘉五年（311），南匈奴戎行于宁平城之战（今河南郸城）中全歼了晋朝最后的十万主力军，因为缺乏粮食，南匈奴戎行甚至将部门晋人残杀后直接吃掉“并食之”。
在这种残暴的蝗灾、人吃人和游牧民族攻杀下，西晋进入了总溃逃的前夜，宁平城之战后，南匈奴又趁势第三次攻击洛阳，最终破城俘虏晋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
面临西晋首都洛阳陷落的局势，其时，整个西晋残留北方的戎行“加亢旱灾蝗，士卒懦弱”，已经无力抗击南匈奴的冲击，到了建兴四年（316年），整个北方再次爆发了大蝗灾，“夏四月，时大蝗，中山、常山尤甚。六月，河朔大蝗……并（州）冀（州）尤甚”、“河东平阳大蝗，民饿殍者十（之）五六”。
在这种大规模旱灾蝗灾一连侵袭的配景下，建兴四年（316年），南匈奴的刘曜最终攻破长安，俘虏晋愍帝，西晋至此消亡，翻开了此后持续近400年的地狱乱世。
而在大汗青隐藏的配景下，蝗虫与蝗灾，无疑是导致魏晋南北朝以及此后历朝历代大动荡的一个隐性身分，没有人注重到，那一只只小小的蝗虫，即将给中国汗青带来的震撼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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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在全球共有10个亚种，个中在中国首要有东亚飞蝗、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三个亚种，而中国北方首要显现的，则是东亚飞蝗。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显现了对于蝗灾的占卜，中国古文对于蝗虫也称为螽[zhōng]，又叫蝗螽，以其善飞，也称飞蝗，俗称麻札、马札、蚂蚱。
凭据《左传》记载，春秋时代共294年间，仅鲁国就发生了16次蝗灾，例如公元前594年秋天， 鲁国“螽。冬，蝝生。饥。”因为蝗灾导致的饥馑，在春秋时代就起头不足为奇，而即使在短暂的秦朝（公元前201-公元前207年），蝗灾也经常侵袭中华帝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
在中国汗青上，水灾、旱灾、蝗灾并称为三大天然灾祸，而在水旱之后，蝗灾经常接踵而来。灾祸学上，也把这种像“水旱蝗灾”一般时间上前后接踵、因果关系而接踵发生的灾祸现象称作天然灾祸链，简称灾祸链。
凭据有名虫豸学家邹树文统计，自公元前 722 年大公元 1908 年的 2630 年间，中国有史记载的蝗灾共达455 次，个中每5.7年就爆发一次。
对于这种蝗灾造成的伟大灾祸，明代的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就说，蝗灾的风险甚至比水灾旱灾还要残暴：
“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凹凸，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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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蝗虫玉雕
因为蝗虫喜欢生活在暖干天气，这就使得处于东亚季风影响下的黄河中粗俗、长江以北的江淮流域成为了中国历代蝗灾的高发区。
以黄河流域为例，因为黄河中粗俗经常爆发洪灾，而黄河中粗俗所处的黄淮海平原区域又属于冲击平原，泥土首要为冲积壤土和细砂土，水灾后水不易积储，加上水灾后经常暴发旱灾，有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就这有利于蝗虫的生长；而蝗虫有迁飞的特征，整个黄淮海平原地形平展，少山地反对，使得蝗灾发生后蝗虫更轻易迁飞，受灾区域更轻易扩大。
此外，作为中国最早开展农业的区域，黄河中粗俗区域自古农业蓬勃，莳植的作物以小麦为主，河滩又适合芦苇等植物生长，这些都是蝗虫喜爱的植物，各种前提组合在一路，使得中国北方的黄淮海平原等地最终成为了蝗灾的高发区，而个中又以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一带的蝗灾最为高发。
在竣事魏晋南北朝的大乱世后，中国的汗青天气告别冰期，再次进入到了隋唐时期的暖热天气，在这种情形下，蝗灾再次进入了高发阶段，个中整个唐朝共289年间（618-907年），就爆发了42次蝗灾，平均每8.9年就爆发一次。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唐朝陕西区域爆发了大规模的旱灾和蝗灾，为此李世民特意在长安皇宫中举办法事“禳蝗”，在祝文中李世民向上天祷告说：
“人以谷为命，公民有过，在予一人。但当食我，无害公民。”
说完，李世民直接就抓了一只蝗虫吃掉，尽管史书对此称李世民吃下蝗虫后，“是岁蝗不为灾”，但事实上，从贞观二年到贞观四年（628-630年）整整三年间，整个唐帝都城处于严重的蝗灾袭扰下，此后，小蝗灾每隔几年，大蝗灾每隔几十年就爆发一次，贯穿了整个唐朝的汗青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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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灾为何频仍发生？对此，在缺乏科学的注释下，前人起头测验将其注释为天谴。
汉武帝时期，关于“蝗大起”、“蝗从东方飞至敦煌”的记载不停于书，也就是在这时候，首倡“天人感应”的儒生董仲舒就将其视为苍天的谴告：
“国度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祸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甚至。”
董仲舒之后，关于蝗灾乃是“天谴”的说法起头在中华帝国的常识界和民间广为撒布，各个社会阶级甚至将蝗虫膜拜为神虫或虫王，认为蝗虫不是人力能够战胜的，统治者应该“修德禳灾”，到了唐玄宗开元三年至四年（715-716年），唐帝国再次爆发了大规模蝗灾，对于其时有人主张应该灭蝗，其时甚至连宰相卢怀慎都认为，蝗是天灾，大规模瘗埋会“杀虫太多，有伤和气”。
甚至连大诗人白居易也无邪地写诗说：
“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
一虫虽死百虫来，岂将人力竞天灾”。
其时，民间遍及竖立有八蜡庙和虫王庙祭奠蝗神，在山东大蝗的情形下，公众甚至“或于田旁焚香祭奠设祭而不敢杀。”面临这种从上到下的陈腐习气，此外一位宰相姚崇发怒了，他说：
“庸儒执文，不识通变！”
姚崇说，若是蝗灾不除，势必导致“苗稼总尽，人至相食”，为此，姚崇果断向唐玄宗恳求灭蝗，他说，若是因为“救人杀虫，人缘致祸”，那么我姚崇就恳求独自承受苍天的责罚，“义不仰关”。在姚崇的力请下，唐玄宗最终命令灭蝗，“由是连岁蝗灾 ，不至大饥”，“蝗是以亦渐止息”，从而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基了根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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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蝗灾的重点暴发区域和迁飞路线
但总结唐朝的蝗灾治理能够发现，在国度清平甚至盛世之际，姚崇主张灭蝗都遭碰到了传统势力和各个阶级的强力阻挠，而在古代科技掉队的情形下，以唐玄宗时期的国力根蒂，其时的灭蝗也只是能做到“不至大饥”的水平，一旦国度动荡，或是陷入像西晋末期的乱世之中，则蝗灾也将加剧一个王朝的消亡。
而唐朝，同样也在蝗灾中，走向了末日。
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唐朝的蝗灾起头显着加剧，个中公元783-785年一连三年大蝗，836-841年一连六年大蝗，862-869年一连八年大蝗，875-878年一连四年大蝗，就在这种藩镇割据、政治治理失控、蝗灾四起的配景下，唐朝咸通九年（868年），因为唐朝当局财务拮据、聚敛战士，历久在桂林戍守的徐州、泗州兵八百人因为跨越役期却不克返乡，随后动员叛乱，并拥护庞勋为首北归，这支哗变的戎行在抵达淮北区域时，刚好碰上江淮流域一连多年蝗灾，加受骗时再次水灾，“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
因为水旱蝗灾并起，无数失去生存依托的流民纷纷投靠庞勋的军队，使得庞勋的戎行敏捷扩张到了二十万人，尽管遭遇唐朝和各路藩镇的强力镇压最终失败，但庞勋向导的桂林戍卒起义，也在蝗灾的助力下敏捷扩散。
庞勋失败后，唐朝境内的蝗灾持续舒展，到了乾符二年（875年），唐朝境内的蝗灾更是“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面临这种遍布整个帝国北部的大蝗灾，唐朝的权要群体却忽悠唐僖宗说，蝗虫悉数本身绝食，“皆抱荆棘而死”了，为此，其时几位宰相还向唐僖宗祝贺说这是苍天有灵。
面临其时大规模旱灾和蝗灾舒展的事态，其时有公民向唐朝的陕州视察使崔荛哭诉旱灾、蝗灾之巨，没想到崔荛却指着官署里的树叶说：“此另有叶，何旱之有？”然后将恳求赈灾的公民暴打一顿了事。
在这种大规模旱灾、蝗灾接踵侵袭，唐朝整个权要集体却从上到下不闻不问的情形下，“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公民流殍，无所控诉”，于是，整个唐帝国内部，人民起头“相聚为盗，地点蜂起”。
就在蝗灾残虐的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在蝗灾最为严重的濮州（今山东鄄城）向导提议了一场为时三年之久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王仙芝在878年被杀后，他的余部又持续投靠黄巢，而黄巢大规模起事的这一年（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恰是唐僖宗时期蝗灾最为严重的一年，对此，唐京西都统郑畋在其伐罪黄巢的檄文中就写道：“近岁螟蝗作害，旱暵延灾，因令恶棍之徒，遽起乱常。虽加讨逐，犹肆跋扈。”明确指出蝗灾恰是直接激发王仙芝、黄巢起事的重大配景。
黄巢起兵后，因为他的戎行多为灾荒流民，是以他的戎行接纳举止作战的体式，先后流窜攻击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恢弘区域，几乎纵贯了整个中国南北，此后一向到884年，黄巢之乱才被镇压下去，但唐王朝为此已彻底伤了根本。
黄巢之乱被平定后，蝗灾持续在唐朝内部残虐，到了光启二年（886年），位处今天湖北、河南一带的区域更是发生大蝗灾，乃至“米斗钱三千”，同年，荆、襄区域“人相食”，在这种残暴的天然灾祸和民变的接连袭击下，公元907年，原本为黄巢部将、屈膝唐朝的朱温最终叛乱逼唐哀帝李柷禅位，唐朝最终在蝗灾等多重身分的交织袭击下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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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消亡今后，蝗灾也以一种加倍密集的体式，在中华大地上频仍暴发。
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整个秦汉时期，蝗灾平均8.8年暴发一次，唐代为8.5年，两宋为3.5年，元代为 1.6 年，明、清两代均为 2.8 年。
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 年），宋真宗有一天正在开封皇宫中吃饭，倏忽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蝗虫甚至飞过整座皇宫，乃至天色为之变暗。
对于这种从唐代今后蝗灾为何越来越密集的原因，生物学家指出，从整体来说，中国古代的蝗灾根基都是北重南轻，但跟着安史之乱今后南方的斥地加速，南方区域的蝗灾也逐渐增多，从而在总数上增加了蝗灾的暴发密度。
例如江南区域在唐代今后起头出了稻麦复种手艺，靖康之变（1127年）今后，跟着宋室和大量北方公众的南迁，南宋当局为认识决大量北人南迁者的饮食需要，起头在恢弘南方区域鼓励推广莳植小麦。以蝗虫的习性来说，蝗虫怕水，所以在水稻田中难以生长，然则在旱地的麦田里，一旦碰到旱灾则轻易暴发。
而到了明清时期，跟着豆类、油菜、荞麦、粟等农作物在南方的普遍推广，尤其是地舆大发现今后，从美洲引入的玉米、番薯等作物，加大了江南山区旱地的的斥地，这就为蝗虫的产卵和孵化、暴发供应了普遍的农业根蒂。
在这种蝗灾残虐的配景下，南宋公众甚至将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刘琦推崇为驱蝗神，其时，刘琦曾经在江淮区域一带治理蝗灾有功，后来在宋理宗时，南宋官方将刘琦封为“扬威侯天曹虎将之神”，此后，江淮公众起头普遍设立刘虎将军庙，而刘虎将军庙的分布，也反映了蝗灾在南宋时期，起头在南方的频仍显现。
尽管在两宋时期蝗灾加倍密集暴发，但两宋的灭蝗动作和财务支撑，也使得蝗灾在宋代能获得大体的掌握，个中宋孝宗更是在淳熙九年（1183年）公布了中国汗青上的第一部捕蝗法，并出资鼓励公众灭蝗，对于捕蝗和灭蝗不力的官员还要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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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人在北方也面临着灭蝗的难题：图为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所绘的捕蝗图
如同前面所述，西晋和唐朝的消亡，也与其时的朝政杂乱、对于水旱蝗灾等天然灾祸的无力处理或处理不力有重大关系，而这种天然灾祸链造成的因果轮回，也使得西晋和唐朝受到了后背引起的异族入侵和农民起义等加倍严重的暴击，从而加快了朝代的消亡，在这方面，元朝再次重蹈了汗青的覆辙。
据史书记载，元朝从中统三年（1262年，其时南宋还未消亡），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共103年间，共有66年发生蝗灾，个中每1.56年就暴发一次蝗灾，频率之密，也使得公民历久处于艰难困吃力之中。
就在元朝消亡前九年的至正十九年（1359年），其时元朝内部从南到北更是稀有十个州县同时发生蝗灾，史书记载，其时四处“皆蝗，食禾稼草木俱尽，所至蔽日，碍人马不克行，填坑堑皆盈。饥民扑蝗认为食，或曝干而积之，又罄则人相食。”
尽管蝗灾已经到了导致公民“人相食”的田地，但崇奉“定数主义”的元朝统治阶级却放任蝗灾不管掉臂，与此前汉人持也许沟通的“天谴说”，认为蝗灾是上天对逆民的责罚，而元顺帝除了公布下罪己诏贪图祈求苍天“消灾逃亡”外，根基没有什么救灾行动，这就使得各地加倍烽烟四起，最终导致明军于1368年霸占多半（北京），元朝势力仓惶北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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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朝最后的消亡，也与蝗灾互相关注。
在明朝总共276年汗青中（1368-1644年），有记录的蝗灾共71次，平均每3.8年爆发一次，尽管总数上看，明朝蝗灾的暴发密度似乎比元朝略低，然则惹人饮茶注目的是，明代的蝗灾很凸起的特点，就是近年暴发，个中陆续三年及以上的蝗灾共计有4回23次，占蝗灾爆发总数32.39%，快要三分之一。
到了明朝末年，有关蝗灾近年暴发的记录更是频仍，个中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崇祯十年（1637年）至崇祯十四年（1641年），更是暴发了两次一连五年以上的特大蝗灾，而这种近年频发的蝗灾，也即将成为破坏大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在蝗灾近年暴发的背后，则是在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朝的17年间（1628-1644年），大明帝国内部竟然一连发生了14次特大干旱，乃至各地“饿殍遍野”“人相食”的记载不停于书，在这种明末天气突变、小冰期袭击导致旱灾、蝗灾频发的配景下，农民起义首先在情况生态最为懦弱、受灾最为严重的陕北区域爆发，其时陕北区域的公民遍及概念就是：
“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但农民起义在蝗灾最为严重的陕北首先爆发后，先是高迎祥在1636年被明军名将孙传庭所杀，到了1637年，李自成也被洪承畴、孙传庭统帅的明军击溃，乃至李自成只能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逃生，因为明军强悍，乃至李自成一度在山中授室生子、想着逃亡过活。
但汗青和蝗灾再次给了李自成机会。
到了1640年，其时，千年一遇的大旱灾和大蝗灾袭击了整个大明帝国，乃至整个大明帝国北部从东到西四处饿殍遍野，“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在这种情形下，侥幸不死的李自成又趁着明军主力进入四川追缴张献忠之际，乘隙进入河南募兵，因为其时整个华夏区域四处是千年奇旱和蝗虫啃噬，生计无着的老公民于是簇拥跟着李自成起事，“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停，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弗成扑”，从而使得三年前只剩下17人逃亡的李自成得以敏捷死灰复然。
在手下文人的经营下，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赋”和“迎闯王，不纳粮”等标语，并在攻下洛阳等地后开仓赈灾，敏捷博得了民心。
与此同时，在明末小冰期的袭击下，北方的女真（满人）为了渡过凶年，也络续南下攻击明朝以抢劫生齿、地盘和玉帛，在表里双重夹击下，加上明王朝内部的水旱蝗灾又激发了更大规模的饥馑和瘟疫，这就使得明朝在表里交困中，逐渐走上了消亡之路。
到了明朝消亡这一年（1644年），史书记载，蝗灾持续残虐的华夏大地上：
“河南飞蝗食民间赤子。每一阵来，如猛雨毒箭，环抱人而蚕食之，瞬息皮肉俱尽。”
在蝗灾凶猛到蝗虫无认为食、起头吃人的时候，崇祯皇帝走上了煤山，抛出了却束他生命的绳索，一部浩瀚的中国蝗灾史，至此也达到了巅峰沸点。
而蝗起蝗落之间写着的，分明是帝国兴衰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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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2 09: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