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清代文字狱档》札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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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清代文字狱档》札记 （二）
　　清朝立国268年，共发生文字狱案160余起。主要集中在清朝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其中顺治朝约7起，康熙朝约12起，雍正朝约17起，乾隆朝130余起；大部分发生在乾隆朝。乾隆以后110年，直至光绪二十九年，又发生过一起《苏报》案外，没有再发生文字狱案。
　　乾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圣君”。官方载入史册的，是他的乾隆盛世，文治武功；而民间则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于他的六下江南、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故事。然而，我对其却十分反感，就是因为他严酷地施行思想文化统制，残酷地屠杀读书人。他处处模仿他的祖父康熙，表面宽仁儒雅，风流倜傥，内心却残忍专横；又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感和洞察力，甚至要超过他的父亲雍正，而且对事件处置手段的残酷和利落，也丝毫不逊于雍正。在他统治其间，疯狂地大兴文字狱，掀起一场又一场规模浩大的禁书运动，还不遗力地编纂《四库全书》，将古籍改得一塌糊涂，将中国封建时期的思想文化专制推上了顶峰。他的那个所谓的乾隆盛世，其实也和秦始皇、朱元璋时期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乾隆当政六十三年，其中当皇帝六十年，当太上皇三年。前十六年是他政治比较开明的时期，他鉴于雍正竣猛严苛的统治，施行了一套和缓宽松的方针。刚即位就命将汪景祺悬挂在菜市口的首级取下掩埋，又赦免了汪景祺、查嗣庭发配到关外等地的家人。为了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事情，他批准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制止了雍正后期文祸蔓延的狂风恶浪。前十六年仅发生一件谢济世注经文字狱案，也没有杀人。可是，在乾隆十六年，发生了一件伪造孙嘉淦奏稿案，使乾隆迅速改变了政策，由此开始了乾隆朝长达三十年文字狱的血雨腥风时代。
　　孙嘉淦，山西兴县人，历任康熙朝翰林院检讨，乾隆朝刑部、吏部尚书，直隶、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性格刚直，敢言直谏。雍正时曾上疏陈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都是雍正即位初期敏感的问题，触怒雍正。乾隆十五年，社会上忽然流传出一份假托孙嘉淦之名而造的《孙嘉淦奏稿》，内容为指奏乾隆“五大过、十不解”。乾隆十六年七月，《奏稿》被云贵总督硕色发现，不敢隐瞒，上报乾隆，乾隆严旨查办。经查，《奏稿》为江西抚州卫千总卢鲁生和南昌卫守备刘时达所作，其目的是借名耸听，扩大舆论，阻止乾隆的首次南巡；也许此二人有什么贪渎之事，怕被皇帝发现吧。伪奏稿流布甚广，全国二十一个省和西南土司统治地区，都有人传抄；传抄之人不仅有士人，而且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影响甚大。这使乾隆不惜倾一国之力，历时一年八个月，追查伪奏稿。卢鲁生被凌迟处死，刘时达和卢鲁生的两个儿子被秋后处决。伪奏稿事件让乾隆感觉到，他治国的方针政策出了问题，如果不是过于宽缓，怎么能有那么多人敢于传抄伪奏稿呢？还早在乾隆十三年，因贻误军机而致金川战事失利被处死的川陕总督张广泗在廷审时说：“只知陛下宽仁，不知陛下英武。”此话对乾隆触动很深，他对大臣说：“朕闻之深为抱愧，水濡而玩，亦朕所深戒。”这是他对即位以来宽缓方针的初次检讨。而就在追查伪奏稿案其间，湖北又出现了一个马朝柱事件。马朝柱散发《诏书》和《反清檄文》，说“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锦”，麾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这又让乾隆不胜惊骇，感到他的太平盛世并不太平，必须全面改变治政方针。在乾隆十八年，伪奏稿案接近尾声时，乾隆降旨曰：“此等奸徒，传播流言，诪张为幻，关系世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他所说的世俗人心，就是社会风气和思想意识，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满情绪和学术领域的非主流观点等。他意识到，这是关系到一统江山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于是他开始强化对思想文化的统制，大兴文字狱。
　　请看《读札记（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