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与高敬亭都是红军将领，出身不同、来路不同，结局惊人相似
1932年1月选举产生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员会，由沈泽民、高敬亭、郑位三等七人组成常委会，高敬亭担任组织部部长和光山县委书记。这么多大人物惯出来的高敬亭，把这种习气也带入红二十八军、四支队。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后，巨大的落差使他对军部不够尊重，不顾大局，说军部吃四支队的饭；对中共中央派来的干部有歧视，不尊重，郑位三、肖望东被他挤走了；戴季英是他要来的，这戴季英有个性，来鄂豫皖后，对四支队发展壮大的确做了不少工作。可是他认为自己是个坚持原则的人，凡属于自己分内的工作，他绝不允许别人插手，有什么需要拍板的事，也绝不征求高敬亭的意见。只是把高敬亭作为一个平级，既不亲密，也不疏远，他根本不在乎高敬亭的态度，没有你我照样干事，而且干得很好。在张云逸的支持下，戴季英组织了江北游击纵队，还支持八团收编了东北游击纵队。这些都使高敬亭内心很不满意，不久也想挤走他。可是这回高敬亭碰上了对手，出现了心开岭事件，把中共中央派来的同志吓跑了。事情闹大了。他与戴季英、军部和中原局之间那种深层次的不信任和提防，便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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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不尊重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原局、东南局，而最直接对抗的就是军部，一切矛盾具体都体现在高敬亭与军部命令的对抗上。
当时国民党控制南方八省红军部队整编，多方折冲才给了一个新四军的番号。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力量一直是控制的。八路军下面设师，师以下设旅，新四军军以下直接设旅级支队。中共中央也是没有办法才将黄河以南八省十四块苏区的红军，统一编为新四军，在设置上确是有着不尽合理的地方。四支队与军部的关系，一开始就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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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关于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情况致毛主席、王稼祥、谭政的信中说：
说是南方，但江南、江北是过去从没有联系的两个不同的战略区。中共中央原本的设想是以闽浙两省及皖南的红军游击队编为两个师，项英为军长、陈毅为一师师长、张鼎丞为二师师长，可是后来却把江北鄂豫皖的红军部队也放进去。这两支部队过去联系很少。从战略区来说，军部和一、二、三支队有着天然的联系，过去总体是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基础。而四支队来自鄂豫皖，是鄂豫皖苏区，全国三大主力红四方面军的基础，地处江北的一个重要战略单位。改编为新四军后，四支队与军部战时联系确实困难。现在又分隔成两个战区，战区主管单位也不相同，军部和四支队沟通难，更容易产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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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关于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情况致毛主席、王稼祥、谭政的信中说：
“江北四支队远离军部，鞭长莫及，在那里的工作还不能有把握地做出估计来，更说不上实际的领导。但自张云逸同志过江后，已能进一步地建立关系，至少八团队、游击纵队及军特务营（共约五千人）已能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至于高敬亭直接领导之第七团，则尚是待决的难题。”一是说沟通不易，不了解情况，二也是状告高敬亭不听指挥。
山头的隔阂，加上现在战时沟通之难，造成高敬亭对军队的个别领导不够尊重。尽管高敬亭最终执行了军部项英、叶挺的命令，但他原则性太强，灵活性不足。这使他处处树敌，因而遭到打击。
项英代表着中央苏区，南方游击队中的各部，原来基本上属于中央苏区，所以，江南部队基本上都接受项英的领导；而高敬亭，则代表着原鄂豫皖苏区，因其规模最大而可以雄踞一方。高敬亭和项英都是出身于红军的将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都是一个战略区的军事政治负责人，可是他们之间出身不同，来路不同，位置不同，而且没有在一起战斗过，沟通不够。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在督促四支队东进、处理高敬亭问题上，项英做得基本正确。可是他自己在军部东进问题上却犯着和高敬亭相同的错误。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主席、政治委员、副军长，项英集数职于一身，可谓共产党在东南半壁江山的风云人物，却屡次对抗中共中央东进苏南，然后北上的指示。他也知道江南不是久留之地，他不是想东进，而是南下。他认为日军为扩大控制范围，必然打通浙赣铁路，向上饶、金华入侵，国民党部队届时自然撤走。
新四军开到敌后，在天目山、黄山、四明山一带展开，甚至在那里重新恢复当年的中央苏区。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项英未同任何人进行任何论证和探讨，却一直在暗中做准备，他把众多的主力部队和军政干部留在身边，不愿东进，用意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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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不了解从国民党营垒中杀出来的名将叶挺的心路和情感历程。叶挺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叶挺的成名是因北伐期间的独立团和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卫戍司令。后来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他担任总指挥时，高敬亭还是个青年农民。高敬亭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十年土地革命、参与和领导创建苏区和红军的斗争时，叶挺却脱党了。到了抗战爆发，因为国共两党的政治需要和特殊的身份，叶挺当上了新四军军长。
四支队进驻东、西港后，第一次与军部联系，是高敬亭派了七团的政治部副主任熊挺去江南军部的。熊挺回来说了军部的情况，大家感到那里简直是“国民党”化了。一提到蒋介石就啪的一个立正，四支队的干部听了都很反感。连党的组织生活都要偷偷摸摸地躲到山沟里开，平时连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名称都不允许公开谈论，处处受制于国民党，捆绑自己的手脚。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面，叶挺有些与众不同的甚至比较特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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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到江北时，穿着皮夹克，皮凉鞋，而四支队的干部战士都穿草鞋。他到部队指导工作时，喜欢以马代步，携带的随行人员也多一些。他外出带着炊事人员，穿着皮鞋，背个德国造的高级照相机到处照相，这些在高敬亭等大别山红军战士的观感中，好像都不是那么顺眼，与红军战士的习惯当然不大协调……高敬亭同志非常注意部队的上下级之间、干部与战士之间的关系。干部根本没有什么特殊化，真正和战士同甘共苦。
在三年游击战争当中红军没有住过房子，在大别山有几句话：树林是住房，茅草盖身上，石头当枕头，草根、树皮是食粮。当时确实是很艰苦的。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如果不能很好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搞好上下级关系、军民关系，那群众是发动不起来的。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在部队保持得是比较好的，不管你是干部也好，战士也好，什么人都一样，高敬亭同志平时也是如此。
叶挺也不了解这位红军战将的心路和情感历程。高敬亭是在红军十年血与火的岁月中滚过来的。特别是红二十八军敌后作战频繁、规模大，对敌斗争不仅残酷，还十分复杂，所以对国民党警惕性很高。高敬亭文化不高，说起军事理论也不是一套一套的，可是却战功累累。他有指挥作战的实践经验，自我感觉良好。对没有吃过苦，没有领略过游击战、运动战，来自城市的人有看法，他对没有打过什么胜仗也来指挥者有着天然的反感。
当叶挺强令高敬亭放弃大别山根据地的时候，他怎么能够痛快地执行？所以当叶挺下令扣押他之后，他自然会在批斗大会上众目睽睽之下质问，苏区反“围剿”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为什么要我们放弃用鲜血换来的大别山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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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的悲哀之处，在于当他受到伤害时，竟没有一个手握权力的同志出来为他辩白，或者说句公道话。从现在所看到的材料，在高敬亭以上的及和他平级的，当时几乎没有人替高敬亭说好话。高敬亭和中共中央所有派来的人的关系都弄得很僵或不是很顺，郑位三、戴季英、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董必武、叶剑英、项英、叶挺、朱理治、肖望东、郭述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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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高”时有人说，军部再三命令赶快上前线打鬼子，你老是违抗命令躲在后面，还说鬼子飞机大炮多么厉害，不敢东进和日本人作战！高敬亭回答：“直接阻止同志们去打鬼子，这是没有的事！”可是当时连项英也是这样认为。1939年3月，项英先后致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叶剑英及在皖中的张云逸等，指出：对高敬亭“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如能争取在敌侧后方打一二次游击，取得小胜利，提高其打日寇信心，总可以推动其部队前进”。他认为高敬亭不愿东进，是害怕日本人。当时随叶挺到江北的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于1942年为庆祝新四军成立六周年而作的《回忆与感想》一文中，说“高敬亭违命不前，畏敌退缩种种罪行，其中尤以畏敌退缩，趑趄不前的罪恶为最大”，说高敬亭是“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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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的记述可以看作当时军部领导层对高敬亭的态度，这其实是不了解高敬亭，丑化高敬亭和四支队这支英雄的部队。高敬亭在皖中、皖东，至其被枪毙之日，四支队仍是新四军下属各支队抗战战功最卓著的一支部队，何来害怕日本人之说？上不知将，不仅是对高敬亭的侮辱，也是对这支英勇部队的侮辱。四支队东进后，在皖中、皖东、沿江地区不断向日军出击，打了不少影响很大的胜仗，说高敬亭同志不抗日，这是从何说起呢？
四支队东进后，在皖中、皖东、沿江地区不断向日军出击，打了不少影响很大的胜仗，说高敬亭同志不抗日，这是从何说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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