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绝对霸气的“避国讳”，百年老姓也得改！
在皇帝制度下，臣民对皇帝就要有种种的避忌，就要避当今皇帝及其祖宗的名讳，这就称为“避国讳”。臣民的衣服颜色、纹饰不得穿黄色和有龙凤之类的花纹，这称为“避服色”。臣民在起造房屋宅舍坟墓的时候，要限定在一定的宽窄大小范围之内，不得超过制度规定，否则就是逾制。皇帝丧亡，臣民要服丧持哀，遇皇帝的忌日，民间不得作乐、饮酒、食肉。在使用文字上要避开某些与皇帝尊严相抵触的文字，否则便是对皇帝的不敬。臣民若有所犯，就处以刑律，责罚也是相当严厉的。这些所谓的避忌，无一不是以维护皇权为其出发点的。封建社会的臣民对皇帝不能直接呼其本名，只能称为皇上、陛下之类，若有犯者则为大不敬，这也叫做“避讳”。避讳之说早在儒家的经典《春秋》中便已经提出来了：“为子为臣，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周制还规定了避讳是一种国家的礼法，《左传》就记载有“周人以讳事神”的说法，同时还进一步说明，“君父之名，非臣子所宜斥”，“自殷以往，未有讳法。讳始于周。讳者，临时言语有所讳耳”。可见，避君父之名讳是起于周代礼法盛行之时。http://img.biiyy.com/360doc/2021/06/02/08/t3cafbjqqiv.jpg
但是，周代避帝王名讳开始的时候只是实行于宗庙之中，其它场合下并不一定要避忌。成王时期的诗中有“克昌厥后，骏发尔私”的句子，就不避文王姬昌和武王姬发的名字。其实，中国在先秦时期避帝王的名讳是很宽泛的，并不如后世那样严格。自秦代确立了皇帝制度之后，避国家君主的名讳就被定为国家的律法，并逐渐严峻起来。大体说来，对皇帝的避讳有避本名讳、避嫌名讳、避二名讳这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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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本名讳就是对皇帝的本名要实行避讳，如果有同字相犯，就必须用其它相应的字来代替。如秦始皇嬴政的父亲庄襄王名楚，臣民就要避楚字讳而改楚字为荆字；西汉避高祖刘邦的讳，就把称呼宰相的相邦改为了相国；为了避惠帝刘盈的盈字讳，就改盈为满；避吕后的雉字讳，就改雉为野鸡；避文帝的恒字讳，就改恒字为常，北岳的恒山也由此改称常山；避武帝的彻字讳，改侯爵中的彻侯为通侯，把当时的大臣、著名的纵横之士蒯彻改名为蒯通；东汉时期，臣民为了避光武帝刘秀的讳，就把秀才改称为茂才。甚至有百代不易的姓氏，如果与皇帝的御名相犯，也得因避国讳而改姓，什么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皇权面前统统都是瞎扯淡。汉元帝刘奭时期，当时的奭氏就由此而改为盛氏；汉明帝名庄，连其父亲刘秀的同窗好友庄光的庄姓也改为了严姓，所以称为严光，现代人只知道他叫严光，其实叫他为庄光才是。那么，庄子用不用改啊？也得改！所有的庄氏统统改成严氏，所以史书上的老庄也改称为老严，缘由就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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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皇帝不仅要避本名，而且还要避与皇帝本名的声音相同的字，这就是避嫌名讳。隋文帝杨坚的父亲叫杨忠，于是，隋代除了避忠字以外，连同音的“中”字也要避。由此，中字改成了内字，中书也改称为内史，中书令改称为内史令，中书省也要改称为内史省。唐高祖李渊祖父名虎，所有同音的字也要避，连浒字也要避，幸亏唐代没有《水浒传》，不然怎么称呼这部名著？！李渊的父亲名暎虮軙字，秉字也要避，天干地支中的丙字则要改写为景字，所以，丙子、丙午就改写成为景子、景午。武则天名曌，因为要避嫌名，诏书就改称为制书，诏令改为制令。不过，这样的避嫌名讳并不是什么古礼，因为在西周时期是不避嫌名的。《礼记·典礼》上说：“礼不讳嫌名。”所以，周康王名钊，他的孙子就称昭王，并没有什么避嫌名。但是，自汉魏六朝盛行礼法之后，避讳就层层加加码了，避嫌名讳也就严格起来并习以成风了。对皇帝的避讳，又有二名讳。二名就是皇帝的名字是两字相连的双名，臣民的名字若有与皇帝二名中的字相犯，也得改。避二名讳原先是“礼不偏讳”，仅避其中的一个字就可了，如唐太宗李世民，礼法规定若避世字就不用避民字，若避民字就不用避世字。但是，在实际实行中，帝王周围的抬轿者和吹鼓手们却进一步加码，二名中若有一个字相犯，也是要避的，统统要避，改世字为代字，避民字改为人字，或者避开世字，或者干脆把世字删除了，后来干脆连“势”字也要避。所以，唐初名将李世勣的双名就被改为单名李勣。民部尚书改称作人部尚书，后来高宗时又改为户部，并沿用至今。唐代宗庙号原来想称世宗，也是因避世字而改称为代宗。唐玄宗李隆基，要避基字讳，连“机”字也要避。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原名叫赵匡义，太祖即位后，避匡字讳乃改名为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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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嫌名在开始的时候，只是在宫廷里的宦官、妃嫔的口中，不过，这样献媚的大好机会岂能让那些宦官、妃嫔们独享，所以朝廷中的官僚大臣也纷纷趋附效尤，于是就普遍流行开来了。及至宋代，避国讳的风气是愈演愈烈，据南宋的洪迈统计，“本朝庙讳有五十字者”。在封建时代，避国讳不仅要避皇帝的本名，而且还扩大到要避皇帝祖先及其家属。对皇帝祖先的避讳一般要追及七世或者九世，是与宗庙之制中的庙讳相配合的。避皇帝家属的讳则扩大到皇太后、皇后、太子、亲王等人，这种广泛的避讳情况一直沿袭到宋明之际。明崇祯三年，礼部奉旨颁行天下避讳的条例中，规定避太祖、成祖的庙讳外，还讳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庙讳。其中，太祖、成祖因对明代立国作出贡献列为不祧之祖之外，孝宗以下则为七代，合之为九代，这正是沿袭了唐人讳九庙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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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对皇帝的避讳不仅要在口头上注意，在文字上诸如臣僚上奏的章疏、民间刊刻的书籍、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文章中都要一律回避。若是以御名及庙讳有所犯，则是依法处分。《唐律疏义》中规定：上书奏事“犯宗庙讳，杖八十，口误及其他文书误犯笞五十，即为名字触犯者徙三年”。在宋代，士人参加科举考试，在试卷中若稍有不慎误犯国讳或者只是“小涉疑似”，考官便行“黜落”，直接取消考试资格了。由于是犯国讳，士人从此不仅本科没有了录取的希望，甚至还会影响到今后的仕途。所以，宋代礼部恐怕应考的士人犯庙讳，就曾颁发过《礼部韵略》的官方文书，在此书中凡是与庙讳同音之字都不收录，这些不收录的字就是国讳，千万不能犯。这些需要避忌的字数量是巨大的，简直就是不让人说话写文章的节奏啊，可见宋制避讳的极端严格。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在此书中避匡讳就有13个字，避胤讳有11个字，一个赵匡胤就有24个避嫌名的同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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